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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不仅弱化了从沿海向内陆开放的路径依赖，改变了开放的区域布局，而且实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均衡发展，推动了要素和商品双向流动、东西双向开放和陆海内外联动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另一方面，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素驱动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遭遇瓶颈，生产性服务业愈发成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在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探讨对外开放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分布的影响，既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可以促进不同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发挥对经济的“双核驱动”作用。
本文基于国际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以要素和商品双向流动为表征的对外开放影响产业分布的相关假设。据此，通过建立包含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信息五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度对外开放，并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分解和空间统计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2006-2017年对外开放水平进行了时空演化分析；进一步，使用区位熵表示产业在各省市区的分布程度，基于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分别运用空间计量、动态面板和门槛回归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及其二者协同分布的影响，并讨论了不同市场的开放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分布的作用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各省市区对外开放的平均水平呈现上升—下降—波动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区域间差异的缩小致使总体差异水平显著下降，“东高西低”格局弱化明显；（2）对外开放对制造业的分布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分布则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区位不再是制造业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3）对外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呈现U型影响，较低的开放水平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只有对外开放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对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4）对外开放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分布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这种特征在资金和技术市场开放下尤其明显；当制造业区位熵大于一定数值时，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分布；反之，则产生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针对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建立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方面，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国际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以要素和商品双向流动为表征的对外开放影响产业分布的相关假设。据此，通过建立包含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信息五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度对外开放，并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分解和空间统计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2006-2017年对外开放水平进行了时空演化分析；进一步，使用区位熵表示产业在各省市区的分布程度，基于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分别运用空间计量、动态面板和门槛回归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及其二者协同分布的影响，并讨论了不同市场的开放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分布的作用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各省市区对外开放的平均水平呈现上升—下降—波动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区域间差异的缩小致使总体差异水平显著下降，“东高西低”格局弱化明显；（2）对外开放对制造业的分布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分布则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区位不再是制造业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3）对外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呈现U型影响，较低的开放水平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只有对外开放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对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4）对外开放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分布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这种特征在资金和技术市场开放下尤其明显；当制造业区位熵大于一定数值时，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分布；反之，则产生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针对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建立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方面，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