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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的检出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影响现代人们生活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课题通过调查贵州不同少数民族成人HUA、MS、饮食行为因素状况，探讨影响不同民族血尿酸(Serum uric acid，SUA)水平的因素，为当地 HUA人群提供饮食指导；并通过研究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与 HUA及其他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5年1月至12月在贵州省黔东南、黔南州几所医院收集汉族、苗族、侗族和布依族体检人群资料（在黔东南地区共收集资料3674例，其中汉族1208例，苗族1306例，侗族1154例；在黔南地区共收集资料2464例，其中汉族1339例，布依族1125例）；同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在以上4个民族中抽取符合HUA诊断标准的男性各100例作为病例组，选择同期体检的地域相匹配、无血缘关系及年龄构成无差别的男性SUA水平正常者各100例为对照组，对被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身体测量和生化指标等资料。两地区各民族病例对照研究对象血清中IL-1β的含量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来检测。 结果：（1）本次研究发现，黔东南地区：汉族、苗族、侗族HUA检出率分别为26.2％、29.2%、31.7%，其中汉族较低，侗族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黔南地区：汉族、布依族HUA检出率分别为29.6%、2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以上两地区各民族中男性 HUA的检出率均高于女性（P＜0.05）。（2）除黔东南汉族高血糖外，两地区其他民族在HUA组超重或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TG和MS的检出率均高于SUA水平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地区各民族SUA水平与BMI、收缩压、舒张压、FPG、TC、TG均呈正相关，与HDL呈负相关（P＜0.05）；二分类 Logistic回归结果也显示，超重或肥胖、高血压、高TG是HUA的高危因素。（3）两地区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差异：黔东南地区：汉族在运动时长、食堂就餐频率上高于侗族，在饮酒年限、餐馆就餐频率上低于侗族、苗族（P＜0.05）；黔南地区：汉族在运动时长、食堂就餐频率上低于布依族，在餐馆就餐频率上高于布依族（P＜0.05），在饮酒年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生活方式对HUA的影响，发现两地区各民族SUA水平在运动频率（≥3次/周）组、不饮酒组、饮酒年限（＜5年）组、餐馆就餐频率（0次/周）组相对较低。（4）本次膳食调查发现，黔东南地区：汉族在蔬菜类、奶类、水果类的人均摄入量上高于苗族、侗族，在畜禽肉类、动物内脏的人均摄入量上低于苗族、侗族；黔南地区：汉族在蔬菜类、奶类、水果类的人均摄入量上低于布依族，在畜禽肉类、动物内脏的人均摄入量上高于布依族；HUA膳食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畜禽肉类、白酒、啤酒与升高SUA水平有关，而奶类、蔬菜类、红酸汤与降低SUA水平有关。（5）两地区各民族在HUA组畜禽肉类、白酒、啤酒、甜饮料的人均摄入量均高于对照组，而蔬菜类、奶类、水果类、红酸汤的人均摄入量均在不同程度上低于对照组。（6）两地区各民族IL-1β水平的比较，结果显示，IL-1β在黔东南三个民族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黔南汉族和布依族之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在两地区各民族HUA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IL-1β水平，结果显示，除黔东南侗族外，在两地区其他民族中IL-1β在HUA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也显示，除黔东南侗族以外，两地区其他民族中对因变量（IL-1β）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均只有SUA。 结论：贵州省黔东南、黔南两地区HUA检出率具有民族差异，其中侗族HUA的检出率较高，布依族较低；生活方式上运动时间短、饮酒年限长、在餐馆就餐频率高和饮食因素上摄入畜禽肉类、白酒、啤酒过多，蔬菜、水果、奶类摄入不足是导致侗族HUA检出率高的原因，应指导其进行纠正。调查研究提示当地食用红酸汤是HUA的保护性因素；炎症因子IL-1β在两地区各民族间差异有显著性，且相对于其他代谢指标而言，SUA水平对 IL-1β的影响较大。因此，在以后对当地居民进行HUA的宣教过程中，应提倡适量有氧运动、多食用蔬菜、奶类和红酸汤，适量摄入畜禽肉类，尽量避免在餐馆就餐和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