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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括当今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或评价其发展状态时,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媒界用之最频繁的无疑是“政冷经热”这一概念,这种主流表述显然意味着已建交近40年的中日两国关系还未真正实现正常和友好。为厘清造成这种不良状态的历史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对战后日本对华关系进行严格地实证研究。从1952年《日台条约》的签订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这2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希望尽早建立中日国家间关系。但日本历届内阁对中国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即搁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治关系,而只发展民间经贸关系。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在吉田内阁时期形成、在鸠山内阁时期展开、在岸信介内阁时期陷入困境、在池田内阁时期再展开、在佐藤内阁时期再次陷入困境、在田中内阁时期终结。无论哪届内阁都承认中国大陆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也都积极表示发展对华民间经济贸易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哪届内阁真正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政”的目的而推动中日民间经贸交往,也没有哪届内阁在中日政治关系上越美台雷池一步。即使是鸠山内阁和池田内阁对中日关系的改善,充其量也只是在“政经分离”原则下的民间经济层面上的有限狭行,且背后还隐藏着实现“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即使是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只是迫于时机已成熟而做出的追随美国之举,其结果也并未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于“政经分离”原则,中国政府从未真正接受和认可过。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但同时本着与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采取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政府挂钩”的“渐进积累”的对日政策。佐藤内阁后期,中国政府严格地将“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可分”等原则作为两国交往的政治基础和谈判前提。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对日的态度是克制还是强硬是由日本对“政经分离”原则的执行尺度、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因素决定的。虽然“政经分离”原则形成于吉田执政时期,但这一原则并非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个人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作用于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而且,其执行尺度也会直接受这种环境因素、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这一原则的实施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当中美关系缓和时,美国会在要求日本不影响“日美台体制”的前提下给其对这一原则以极其有限的解释余地和运作空间,中日关系会因此得以改善;当中美关系紧张时,美国会严格要求和限制日本必须遵守这一原则,中日关系也就会因此受到阻碍。“政经分离”原则随着美国遏制中国的东亚冷战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也随着国际及东亚冷战局势缓和、中美关系改善而终结。“政经分离”原则之所以维系了20年之久,除了受“日美台体制”束缚所致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政经分离”原则在日本国内具有一定的民间基础。日本对华民间交往的主体是主张对华民间友好的人士及其团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民间的对发展中国大陆市场抱有强烈期待的人士及为开展对华经贸活动而自发组织的团体,他们大都以发展对华贸易为最主要目标,并不太看重两国的政治关系。中国提出重开中日贸易的前提“贸易三原则”后,其进行的对华贸易活动虽然具有“友好贸易”性质,但直至中美和解等国际局势改变,其友好的动机和目的仍出于经济利益;另一类是来自国会的或与日本内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亲华”人士及以其为首的对华友好团体,战后中日民间的四次协定以及“LT贸易协定”都是在他们的主导和参与下完成的,从历次协定签订的背景、过程以及结果来看,这些“亲华”人士都没有突破“政经分离”原则,反而遵照和认可这一原则,所谓“亲华”是在不违背日本对华政策前提下的亲华。这样,本来就存在“政经分离”对华认识特点的日本国民,很难自下而上去推动政府改变这一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权宜之计可以维系日本与美、台、中三国四方的平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历届内阁与主张对华发展贸易的民间人士及团体不发生冲突,但历史证明:在“政经分离”原则下,民间交往的可行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会因制约其的政治因素的变化或是受阻或是中断,在国家间关系不建立和不正常的情况下,民间交往难以正常进行,更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政经分离”原则不能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田中内阁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意味着战后日本对华长期遵从的“政经分离”原则的终结,两国关系被“政经一体”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取代。然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并没有在政治上彻底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成为邦交正常化后直至今天中日两国政治关系上不时变“冷”的“政冷”现象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