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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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与国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生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来说,福利制度可以作为其最后的生活依靠。因此,对于国家来说,福利制度也起着收缩贫富差距的重要功能,是社会公平不可缺少的最后底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福利制度的研究又开始一波热潮,起点是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发布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安德森从去商品化的角度进行了划分,但是很多国家并不完全符合安德森的体系,并且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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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与国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生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来说,福利制度可以作为其最后的生活依靠。因此,对于国家来说,福利制度也起着收缩贫富差距的重要功能,是社会公平不可缺少的最后底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福利制度的研究又开始一波热潮,起点是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发布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安德森从去商品化的角度进行了划分,但是很多国家并不完全符合安德森的体系,并且出现了有些地区的划分争议。而亚洲最大的争议便是日本的测评问题。作为亚洲国家之一,日本具有亚洲福利国家的一些共性;但是其资本主义发展较早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又具有不同于亚洲国家的特性。不能完全地将日本归入东亚福利国家模式之中。日本福利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背景,而这与日本群体社会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而随着全球化和老龄少子化的发展,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个体化的社会,个体变成直面风险的最小单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的福利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击,如何保障他们在面对风险时不至于孤立无援?曾经支持日本福利制度的群体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何更好地弥补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福利缺口?都会是日本政府值得考虑的新问题。通过对日本个体社会的现象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空缺,曾经由企业和家庭所承担的福利部分,随着核心家庭的不断解体而减弱,个体,特别是女性、老年人及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在面对社会风险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随着个体化的不断深化,日本的福利制度正在从核心家庭化为基础向个体化基础进行转变,曾经的诸多制度并未很好地适应其发展,这个阵痛期是无法避免的,曾经以核心家庭为基础设计的福利制度难免会产生不适应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也在经历着与日本类似的发展进程,全球化、老龄化的压力不断加大,个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如何保障我国国民在独自面对社会风险的危机时可以寻求最后的底线保障?也许通过对日本福利模式的发展与变化,可以给我国福利制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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