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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东莞地区为参照样本，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刑事审判职能转型展开研究相当鲜见。透过并不完整的被尘封的史料、数据和案例，分析中国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主要目的是要总结出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模式、转型的方向、转型的途径以及转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本文除导论和结束语之外，包括四个部分： 导论阐述了研究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本文的研究主旨是中国地方刑事审判的职能转型及其限度，力图在经验的层面解说中国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与社会整体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发展变化对地方刑事审判职能发展的形塑，探求中国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实践过程、规律、特点及其局限。本论题研究的意义在于刑事审判职能转型具有地方性、内生（自生自发）性和转型改革的实验性。本文研究的主线是“中国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及其限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以档案为中心的内容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和法社会学分析等方法。 第一章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刑事审判的整体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出地方刑事审判整体发展的背景是传统社会的解构与现代社会的转型。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解构了以计划统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市场经济促进了公民的主体性发展，个人权利的成长构成了社会转型的基础。社会转型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执政党下放地方权力激发了地方改革的活力，地方司法内生性职能转型被激活。但社会转型太快使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失效，从而使刑事审判控制社会秩序的压力激增，这也促使执政党不断地强化刑事审判惩罚犯罪的职能作用。但从长久来看，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决定刑事审判职能转型方向的仍然是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权利的发展。二是分析了在政策与法律自上而下的推进下，刑事审判职能转型发展可以分为法制化初始时期、“严打”时期、司法改革时期三个阶段。其中，司法改革时期又可分为执法活动改善阶段、推进司法改革阶段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阶段，刑事审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出职能转型的不同特点。三是分析了地方刑事审判在自上而下整体性发展的同时，亦存在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自我演进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不同时期地方刑事审判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地方司法创新。表现在法制化初始时期，地方主要以践行公开审判的方式推进刑事审判法制化发展；在“严打”时期，由于审判政治化运作，导致审判体制、机制和程序脱离了法制轨道，法外规则丛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严打”司法习惯和司法传统。在改革时期，由于激发了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发展活力，地方刑事审判在权力运行机制上、审判技术上、裁判规则上开始了颇具地方特点的改革尝试，为国家司法制度的发展、法律的完善输送了地方经验。 第二章研究地方刑事审判的“专政型”司法模式。专政型司法的政治逻辑，是执政党通过政策的发动，各省统一部署，地区层层落实。专政型司法的外在表现是实体判决上“从重”、程序审理上“从快”、刑事审判重心不在法庭而在于公开执行的宣判大会。地方专政型司法模式的特点主要是司法职能的政治化运行、刑事审判权力的“专横”以及刑事审判运行机制法外丛生且刑事审判技术粗糙。这种刑事审判模式延续了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司法运作模式：首先，刑事审判是实施执政党刑事司法政策的工具，执政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更是刑事审判展开行动的依据；其次，刑事审判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实现阶级斗争的“刀把子”、维护统治秩序的“枪杆子”；再次，刑事审判的任务是对犯罪分子进行专政，通过镇压犯罪，刑事审判成为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手段。因此，刑事审判的主要职能只重视专政的属性和惩罚犯罪的职能，而忽视了其它职能，因而是工具主义的。 第三章研究地方刑事审判向公正型司法职能转型。地方刑事审判从专政型司法模式向公正型司法模式转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刑事审判从“严打”的“从重从快”方针中解脱出来，在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过程中，刑事程序开始了两极化发展：一方面由于案件数量剧增，程序要求日益繁琐，审判机构不堪重负，出现了以追求案件审理高效为目的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另一方面遇到疑难复杂案件，由于证据裁判原则不能在各个审判组织之间得到全面贯彻，法官裁判案件需要考虑照顾的因素太多，使案件审理过程出现太多的“潜规则”，从而使案件不能得到及时公正处理，程序冗长拖沓，法外程序较多。此一时期，司法实务界开展清理超期羁押全国性大行动，在刑事审判领域开始注重被告人的程序权利。二是司法职能转型集中在以刑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中心的改革导向上。主要表现在：审判人员不再实践“三员办案”司法协作机制，刑事司法协作开始转变为“公、检、法联席会议”制度性协作；由于案件多、积案多以及法官裁判负担加重，处于科层制上层的院庭长开始还权于合议庭，审判分离的现象减少；为了使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立的抗辩式审判制度得到落实，东莞地区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庭前证据交换，以帮助律师进行有效辩护，实现诉讼结构上的控辩平衡。三是在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审判制度性变革中，地方刑事审判在定案证据标准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技术性规则，一审、二审的庭审功能得到不断强化，事实上开始了以保护被告人权利为导向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同时，地方法院还创新实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和司法救助制度以化解诉讼矛盾，实现“案结事了”。正是由于这种审判职能转型具有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大大提升了司法的公正性，笔者将这种司法实践模式称之为“公正型”司法职能模式。 第四章研究中国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限度。一是地方刑事审判向公正型司法模式的职能转型受到政法体制权力架构的制约。首先是党政权力的影响与干预。表现在地方党委决定了地方审判机构人事任免，上级及地方党委的认可成为了评价地方刑事审判机构职能的标准。这使得地方审判机构极易受到党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实践中，政法委协调个案的处理已成为地方司法传统和习惯。同时，地方行政掌握着地方审判机构的人事管理权和财政管理权，这也会影响或制约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其次是地方党政领导将审判机构视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策的执行者，与其他部门一样承担“维稳”的任务，这也会导致地方党政领导关注的刑事案件难以实现公正审判。二是刑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首先是刑事司法权力的体制性配置出现侦查权独大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判权过分依赖侦查权，侦查结论主导着刑事审判的结论，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性控权机制始终建立不起来；其次是法院内部刑事审判权行政化运行，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划分不细，权责范围不明，权力混同导致审判权被多头行使，使“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司法改革要求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建立公正司法的裁判机制存在司法体制和机制上的困难。三是确保公正司法必备的制度性规则不健全，如案件简繁分流规则、审级职能的确定规则、庭前准备程序规则、辩护权的保障规则（包括法律援助、有效辩护等）、大小合议庭（包括如果有陪审员的情况下如何评价）评议规则等程序规则，以及传闻证据规则、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交叉询问规则等证据规则，都是以重打击、轻保护为价值取向，缺少精致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保障人权发展，审判职能转型仍然停留于经验司法阶段，公正司法所要求的精密的制度规则尚未形成。四是法官的职业化程度较底，职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缓慢，法官的司法观念和司法能力尚不能适应公正审判职能的要求。审判的独立性保障制度不完善，司法责任制不健全，审判信息公开机制不足，也是中国刑事审判向公正型职能转型存在的障碍。 结束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和展望。首先指出中国地方刑事审判职能转型正在由专政型司法模式向公正型司法模式转型。虽然执政党所确定的“政策——任务”支配了中国地方刑事审判三十多年的发展，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型推进是形式上的，真正促进这种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人的权利的发展，保障与促进人的权利的发展决定了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方向。刑事审判职能转型的路径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整体推进与自下而上地方创新相结合的形态，不是靠单一的发展方式，而以庭审实质化为中心的正当程序规则在刑事审判中日益技术化发展是刑事审判向公正型司法职能模式转型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前，地方刑事审判职能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体制性、机制性和保障性障碍，需要国家的司法权力进行结构性调整，更需要进一步激发地方改革活力。执政党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以及具体举措，已经开始从司法管辖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法院内部职权配置、审判权力运行机制、阳光司法机制、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等角度开始了推进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些改革内容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并不彻底，但已经触及到司法改革面临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为地方司法职能向公正型转型的破局发展确立了方向，地方司法职能转型必定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