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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和发掘以来，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因出土带有强烈欧洲旧石器中、晚过渡期面貌的石叶制品以及丰富多样的考古学遗存而备受关注。目前，该遗址群已发现12个旧石器地点，经过系统发掘的共计9个，以各地点材料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作为遗址群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以下简称SDG7）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SDG7历经2003-2005年连续三年的系统发掘，出土各类文化遗物近13000件，包括石制品、动物化石和鸵鸟蛋皮碎片（包含2件串珠状装饰品）等，光释光年代为30±3-23±2ka BP。本文立足于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的考古学材料，以石制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该遗址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古环境资料，主要就遗址成因、不同技术系统之间以及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等学术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遗址成因的研究显示，SDG7文化层属于浅湖-湖滨相的粉砂沉积，代表水动力条件较小且相对平稳的沉积环境。该地点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两个方面自然因素的改造作用:一方面，湖滨区湖水的渗透和侵蚀以及沉积物本身的湿陷性可能导致SDG7文化层局部区域（东南区域中下部位）出现湿陷坍塌并造成文化遗物发生空间上的纵向下移和聚集;另一方面，方向大致为西北-东南流向的汇入湖中的片状水流可能对遗物的平面分布以及石制品组合的比例构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部分遗物的条带状分布现象和小尺寸石制品的丢失。然而，有关沉积背景和考古学遗存多项指标的分析表明，SDG7地点的堆积和考古学遗存并未受到后期水流较大程度的扰动和改造（如异地埋藏）。相比于水流的扰动作用，人类行为才是该地点考古学遗存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相关考古学遗存的分析研究依然可以揭示该地点的石器技术以及相关的人类行为。 SDG7出土石制品组合包括石核类、废片类、修理类（工具）、砸击类和打击类共五类产品。原料分析显示古人类就地获取原料、着重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流动策略，且原料的利用呈现一定的选择性和组织性。石器技术分析表明，SDG7地点存在两大技术系统:其一为占主体地位的石片石器技术系统。以简单剥片石核、大量的不规则石片以及边刮器为代表，少量采用优质原料精致加工的边刮器和端刮器的存在表明该技术体系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展和进步;其二为Levallois-like技术系统。以少量(N=4)“扁脸石核”为代表，剥片前进行预制修理，主要用于剥离较大尺寸的石叶/长石片，其与SDG1、SDG2的CL5a以及SDG9出土的Levallois-like石叶石核显示相似的剥片理念，应同属外来技术系统。 SDG7地点占主体地位的石片技术遗存（代表本土技术系统）从下到上呈现技术特征的一致性及连续性，而代表外来技术系统的少量Levallois-like石核与石片技术遗存共存于下部集中分布层，且在此之上的各水平层中均再未发现该类石核的踪迹。上述现象暗示两种技术体系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扩散或交流，而且主要表现为Levallois-like技术对石片技术的影响，即Levallois-like剥片技术在石片技术系统内部的少量应用。然而，考古材料的分析显示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而是随着石片技术的发展演化被逐渐取代直至消失。虽然技术的扩散、交流和消失的具体动因尚不明确，但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和技术变化过程从考古学上支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假说。 结合目前水洞沟遗址各发掘地点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古环境资料可知，水洞沟地区从早到晚的年代跨度大致为41-11ka BP，主要包括两个古人类集中活动期:41.44±0.2-20.3±1.0ka BP和12-11ka BP。该地区前后共出现三种技术系统，包括以Levallois-like石核和棱柱状石核为代表的石叶/长石片技术系统、中国北方常见的石片石器技术系统、细石器技术系统。人类活动和技术的发展变化与环境的波动起伏、冷暖交替呈现一定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