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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已成为共识。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机会的公平，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保持较快的流动性，特别是底层居民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那么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会产生像拉美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的互动演化过程，二者力量的对比改变了市场机会结构，这对拥有不同禀赋结构的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关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顺利转轨的难题。基于上述事实，本文尝试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机制演变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收入流动的宏观动力机制通过哪些微观因素在起作用?转轨阶段的收入流动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基于经济转轨的理论视角，本文通过引入家庭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将收入流动的宏观动力机制和微观传递机制、代际内和代际间的影响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探索市场和再分配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互动演化与居民经济地位变动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机理。文章首先对我国经济转轨过程进行阶段划分，接着从收入流动的宏观动力机制、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分配效应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理论假说，然后运用收入转换矩阵、有序Logit模型、代际收入弹性模型、P指数等计量工具，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受制度环境、家族价值文化等约束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尤其表现为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在互动中共同演进的特点，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力量对比对处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异质性城乡居民产生了不同的机会结构。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转轨的不同时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表现出阶段性差异：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强于城市，而改革的第二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流动强于农村。
(2)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代际内影响收入流动的微观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力资本、市场参与和受惠于再分配机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都是影响居民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但是影响度在转轨的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城乡维度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转轨的逐步深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在逐步上升。但是，市场参与的回报在城市和农村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改革第一阶段，积极参与市场的农村居民收入地位上升迅速，但随着私有资本的合法性增强，参与市场的回报越来越弱，而城市居民则正好相反。由于省际间市场化进程的不一致，省际差异分析的结论较为复杂，但总体上与城乡维度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3)运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和收入转换矩阵对代际间收入流动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传递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总体而言，居民的收入代际流动在逐渐减弱，代际固化特征明显；但是城乡的趋势并不一致，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在逐渐增强，农村的代际流动则逐渐减弱；从阶层分析来看，城市各阶层的代际流动都在增强，且高收入阶层流动速度明显快于底层。但是，农村无论底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收入的代际流动都在减弱，出现了明显固化趋势。进一步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分析表明：在转轨第一阶段，教育是收入代际传递的主要路径，但到了第二阶段，教育的传递作用在变弱，财富成为收入代际传递的主要路径。
(4)运用P指数对收入流动的总体效应进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各个时期的收入流动都对长期收入平等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第一阶段的影响度要远远高于第二阶段。这说明改革第一阶段所产生的市场机会结构改变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居民改善收入地位，也就是说，我国收入流动的平等器作用在减弱。通过对各收入组的收入差距结构分解结果显示，收入流动对高收入群体长期收入增长的贡献度远高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贡献，这表明，中低收入阶层的相对固化才是导致我国居民长期收入日益悬殊的主要原因。
本文所蕴涵的政策含义是促进教育公平以提升底层人群的人力资本水平、为中下阶层人群提供收入地位的上升通道以及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抑制财富的代际传递，从而推进我国经济顺利转轨和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