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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其自身的国际战略进行了调整，中国外交迎来了第四个发展时期，开始逐步探索和改变过去对多边主义的狭隘认识，开始对多边主义开放，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国正是通过多边外交的努力打破了外交孤立，在中国外交中逐渐形成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并重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于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地区、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出于为给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发展、提高国际形象的需要，中国最高领导层越来越重视开展多边外交，越来越注意国际上这方面的发展趋势并试图从地区着手开展多边主义实践，多边主义开始在中国外交中出现。 由于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对中国而言是比较新的事物，对多边主义的一些理论不但不熟悉，而且还由于历史经验而抱有很深的偏见。因此，要加强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研究，包括对其概念、范畴、历史、内涵、作用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明确自身的国际和地区利益、战略目标和内容，对各种多边活动的日程应该有明确的把握和对策，并要积极推动有利于中国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多边日程，这样才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多边外交、多边主义实践中来。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从一种比较消极的状态转向积极进行多边外交、多边主义的实践? 首先，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性、地区性问题不断涌现，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加深，这些问题牵涉到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多边机制、多边外交来处理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必须利用多边主义、多边外交、多边制度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参与到多边机制中去有效地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 其次，中国自身对安全环境的估量和安全观念的变化是根本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内部的发展与外部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政治的稳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有赖于外部世界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发生着许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调整、变化。 冷战后，亚太地区既存在很大的发展和合作的机遇，也存在动荡、冲突和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最重要国家之一，在这一区域存在广泛利益，同时也存在不少麻烦，我国理应把多边外交的重点放在周边。中国如果能亲邻善邻、安定周边，推进该地区合作，就会拥有强有力的后盾。中国推动区域性多边外交的要点在于: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本地区的矛盾和摩擦，争取“双赢”和“多赢”;大力倡导亚洲国家的团结和互助，在全球事务中加强沟通和合作;加强区域性合作机制，不断增强亚洲地区的凝聚力。冷战的结束，两极体制的终结，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减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生态危机、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安全观”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出现的这些新矛盾、新因素、新趋势逐步推动了一种新安全观的形成。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中国对安全问题的看法也从过去集中关注的传统威胁，转向深入思考影响地区稳定的长期根源，逐步地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概念，这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多边外交提倡的多边合作、综合安全等安全观念内涵是一致的，这是中国政府能够实践多边主义、多边外交的根本原因。 最后，在现行的国际多边机制中西方大国占主导地位，缺少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是一个重要动因。中国需要加入这些国际多边机制，逐渐发挥作用，改造不合理、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经历了四次调整后的中国外交积累的经验加上中国对自身安全环境、安全观念和国际角色定位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逐渐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多边主义实践、多边外交越来越多的参与。十几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多边外交非常活跃，不仅表现在层次上的深入，其范围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这种参与不仅表现在全球层面，近年来在地区层面越来越活跃。中国作为日益崛起的角色对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此时，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诞生了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等。中国通过创建和参与地区多边组织、多边合作、多边外交的过程，更加感受到自己的亚洲性，更加明确了“新安全观”，并积累了相应的多边主义实践经验，可以更灵活地运用多边外交为我国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对多边机制中具体一些规律认识不清楚，对于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的实力、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日益崛起的趋势等）来审视多边外交可以为我国的利益维护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讨论不足，相关理论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开展多边外交工作的因素。 总而言之，“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是该地区的一个大国。中国崛起对于亚太意义何在，主要看中国在亚太的角色定位及发挥何种作用。”中国在地区多边外交实践既是国家利益所致也是国家实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