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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通过讨论不同时期社会规范对主导的男性气质的形塑，分析了不同时期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表象及其背后一套规范、话语、权力运作。本论文的分析范式建立在“社会构成主义的途径”基础上。从历史的脉络看，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是多样的。从1950、1960年代的革命英雄到1980年代的改革英雄、“男子汉”，再到1990年代、21世纪初的财富英雄、成功人士的符号生产当中，能够看出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社会价值取向的转折、变迁。在每一个社会历史转型期，一个统领的、主导的男性形象就会被塑造出来。社会历史的变迁、政治体制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转型等多种重大因素的变化都决定了时代的男性气质的变化以及不同时代的男性气质文化表意实践的方式和内涵。反过来讲，男性气质的各时期各类文化意指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的修辞形式和表征系统，作为一种介人性的文化生产力量，深深地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之中。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和范畴，它具有历时性、开放性和进行式的特征。 建国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英雄形象在二十多年的漫长时期，持续地对革命创世神话、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对抗帝国主义、国民教育和下一代教育等方面进行夸耀、阐释、说服、激励、规范。它们大大巩固、强化了政治权力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1980年代，无论是文学话语、社会话语中的告别历史还是走向未来，都要靠大男人、男子汉担当重任和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无论是老干部、改革英雄还是平民男子汉，都是凝聚着民族一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国民心理的显要符号，这一个个符号建构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运作，汇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一种建构迥异于“十七年”、“文革”的198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的策略。“男子汉”不仅是1980年代的“现代国民”、“国民形象”，而且更是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男性主体就是民族—国家主体。1980年代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很大程度上专属于男性，是男性的特权，而且这种归属与认同赋予了男性“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并重振他们的“男子汉”之气，并由此获取新的自我定义、命名和发现新的生命意义：振兴国家、振兴中华。阳刚的男子汉气质有机地参与到振兴民族国家话语中来，参与到1980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构建中来。1980年代男性主体建构的过程中，一批外来影视剧中的男性形象适时地填补了国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