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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在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表明,意识形态工作,从根本上说,从战略上看,从长远上讲,对国家文化工作的开展具有全局性、深远的、深刻的意义。“8·19”讲话中,习近平部署了全国思想工作目标、途径和方法,强调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稳固新生政权,除了依靠专政手段,迅速建立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秩序之外,毛泽东如何对文化进行管理,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形成什么样的文化管理思想,成为本文的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毛泽东个人的文化管理思想为对象,以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为时间界定来展开研究。本文是对新中国初期,毛泽东个人对文化进行管理的思想研究,研究思路如下:首先从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实践经验、政治背景四个因素来分析毛泽东文化管理思想产生的条件;其次以“为什么管”、“谁来管”、“管什么”、“如何管、用什么方式管”为逻辑线索,从文化管理主体、文化管理对象、文化管理手段、文化管理目标四个层面梳理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管理思想的内容;再次以主要贡献为重要点,不足为次要点,来分析毛泽东对文化进行管理的实践中,其思想的主要贡献——理论贡献及实践贡献;最后,立足于宏观层面,总结出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管理思想对当今文化管理工作开展、文化管理体制建设、文化管理理念更新、文化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