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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管中的“数字减排”问题，指的是政府所公布的环境监管水平和监管绩效逐步向好，而公众所感受到的环境质量是在趋于恶化，二者之间呈现了明显的背离态势。这一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是三个因素，即环境监管水平、实际环境质量与公众感受之间的不匹配关系，而这三个因素的关系则又可以被区分为两个阶段的问题:1、实际环境质量与公众感受之间的不匹配，即公众对于环境质量的感知偏差;2、政府环境监管水平与客观环境质量之间的不匹配，即政府的环境监管失灵。 首先，有必要分别对这两个阶段的问题进行有效地识别，确认出环境监管中的“数字减排”问题核心究竟是公众认知偏差还是环境监管失灵。为了更好地检验“数字减排”问题的实质，对命题所含括的三个核心变量进行了描述和界定，将公众感受界定为公众健康水平，将环境质量界定为实际空气质量，将环境监管界定为监管对象的环境技术采用程度和环境税费缴纳程度。选取G20国家为分析样本，并设定环境技术专利扩散数量与环境税占总税收比重（表征环境监管水平）、年平均PM2.5浓度（表征实际环境质量）、公众肺癌死亡率（表征公众感受）等几项核心指标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通过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可以识别出，在G20的样本中，公众的健康感受与客观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致性，具体到中国的个案中，也与这一结论高度吻合，可以做出判断，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对于公众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影响程度与G20国家平均水平相匹配，所以，不存在公众感受偏差的问题。而环境监管水平与实际环境质量之间却出现了高度的不匹配，即存在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进一步探究其成因，可以发现:1、中国环境监管技术水平的效用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这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2、中国环境税调控作用受制于环境税总体的规模的有限，难以真正得到发挥;3、中国城镇化、工业比重与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于空气污染的贡献率过大，远远超出了环境监管能力。 其次，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的个案做深度剖析。从环境监管的技术水平变化趋势来看，技术专利的扩散数量与发明数量逐渐呈现出一种背道而驰的发展态势，有悖于常理，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方式导致了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和环境治理主体作用被弱化;而环境税制度本应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环境税收水平未能得到更进一步地提升，未能与GDP总体当量与发展速度相匹配，从而限制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及认知差异;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城镇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所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这表现了政府不同政策目标之问的冲突。 进而，基于“结构”和“过程”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背后的行为逻辑、成因机理进行挖掘，有效地识别出环境监管失灵这一问题产生与发展的主要是因为“委托—代理”逻辑和“问题—答案”逻辑所导致。 最后，围绕上述的论述和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1)“数字减排”困局的本质是环境监管失灵问题;(2)“数字减排”困局是由环境监管水平和经济发展方式所共同造成;(3)“数字减排”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应当归咎于政府的治理行为;(4)“数字减排”困局的根本性驱动机制是政府的治理逻辑。并基于以上分析，为“数字减排”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