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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中，人们往往希望通过引入新的制度来实现改革和发展。但是，新的制度与本土土壤的结合，却常常不能结出人们希翼的果实，甚至与引入这项制度的初衷相去甚远。其原因何在？这种背离的内在机理如何？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视角，以俄罗斯制度变迁中所形成的“金融工业集团”为分析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既非传统、又非西方而是具有鲜明的转轨社会特征的社会集团的产生、发展、性质、作用和前途的尽可能具体、细致的研讨来窥斑知豹，求得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意义的解答。 文章首先阐述了贯穿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路径依赖理论。简单地说，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即过去的发展影响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接着本文深入探讨了“路径依赖”的过程和其内在机理，为全文的展开从理论和逻辑上作了铺垫。 在论述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过程之前，本文对它的定义、性质和分类作了解释。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是工业企业和广义的金融组织（银行、保险公司等）两者在资本联合和合同关系基础上建立的企业集团。总的来看，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当前转型社会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在这个集团身上，也集中聚合了当前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金融工业集团兼有官僚集团（传统的）和资本家（时代的）的双重属性;它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的非分介入而崛起，又依仗雄厚的经济实力回过头来干预政治。金融工业集团大体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而其中以“七人集团”为代表的银行核心型金融工业集团发展道路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因而成为本文主要关注的对象。 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过程带有浓厚的“路径依赖”征: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因素构成了金融工业集团形成的给定条件（文章重点涉及了四方面: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苏联时期生产组织结构、苏联时期银行职能的萎缩以及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私有化是金融工业集团产生的初始设置成本，金融工业集团抓住私有化提供的机会，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社会代价换取了自身的资本积累;为了更细致地分析金融工业集团的运行和对社会的影响，本文接下来以案例的形式阐述了金融工业集团形成过程中的学习效应（即各种政策为金融工业集团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而金融工业集团也逐步使自己适合于这一制度框架，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学习本领，进而反过来强化制度）和协调效应（即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金融工业集团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在制度框架内的发展）。纵观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传统权力与新生资本的结合，是促使其形成的主要动力。 金融工业集团形成后进一步自我强化。其中的运行机理也符合“路径依赖”理论。本文论述了它自我强化的三条重要渠道（对公共舆论的控制;入阁参政;介入选举），其中的每一条都可以看出金融工业集团对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追求以及政治权力在现有制度结构下对它的这种追求的配合与需求。 接着，本文对金融工业集团在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总的看法是: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闭锁”状态，而金融工业集团在其中发挥了负面的影响。其原因从理论上说，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但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 正是因为金融工业集团在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影响，所以打破“闭锁”势在必行。普京执政后的治国思路，很大程度上也遵循了这一思路。除了总结普京上台后对金融工业集团的整治外，本文遵循“路径依赖”理论的逻辑，提出俄罗斯制度变革中出现的停滞现象，必须通过政府干预和行动，实现“路径替代”，从而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并从这一角度观察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政策，认为普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在本文的结束语中，笔者跳出对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分析，从更广阔的角度提醒人们在实现制度变革时必须牢记:任何的制度转轨，都与过去存在并继续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思想因素有割不断的联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都是在一个已经给定的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在任何一个改革者来讲，都不能忽视传统因素对改革的制约，否则很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可能使改革的结果南辕北辙。金融工业集团发展中的出现的与社会利益的偏差，以及更高层次上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制度转轨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忽视俄罗斯是一个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忽视俄罗斯人在与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几乎隔绝的世界中生活了好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