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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总体是进步的。但在市场经济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似乎少了些心灵归处。谈起过去的生活,人们总会对计划经济时代简单的社会生活有留恋,包括影视作品中也常常会出现当时的生活情境——粮票、柜台、“同志”称谓等都是当时社会的符号。所以,这种社会怀念是存在的,对此做研究也是一种来自现实的关怀。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最庞大的组织,供销社承载着人们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记忆。它的诞生、发展和消亡都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代特征相辅相成。在供销社的鼎盛时期,它是社会媒介,承担着总管社会流通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市场经济的引入,供销社的社会媒介角色也消逝在这股改革的洪流中。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而言,供销社的式微有历史必然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它的消解也带来了一些无法言说的阵痛。这种阵痛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生活在一个四四方方的社会中,乡村社会是集体性的、确定的、有序的；而市场经济时代,农民面对的未知因素更多,乡村社会变成了具有更多不确定性的集体。作为沟通乡村社会内外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它的发展轨迹正反映了乡村社会的这种变迁。而本文也针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其媒介属性变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把供销社作为媒介,有其理论依据；本文从媒介的角度来研究供销社,是希望对“媒介”“传播”概念的演变进行一些思考。随着传播技术的兴起,很多名词的范围都进行了演变,传播的概念经历了从最初指向的“物的运输”变成包含信息传递、意义交换、人类沟通交往等。看似传播的概念得到延伸,其实这种更具体化的指向反而成了一种限制。后来,随着大众媒介的繁荣,我们对传播的理解,越来越局限于通过专业的、非实体的媒介实现的信息交流,这不但忽视了其它几个层面的传播内容和意义,也割裂了大众媒介与其它媒介在传播方面的联系。关于“传播”和“媒介”,不同的传播学者、传播理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而本文认为“传播”是一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传递与知识共享行为；“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基于上述概念的界定,本文从作为信息传递媒介、作为实体空间媒介、作为人际交往媒介三个方面来论述供销社在当时社会的媒介角色。第一,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供销社从传递内容的角度而言,媒介传递的是信息。首先,作为社会的中枢机构,供销社在当时社会铺了一张传播网。就农村地区而言,它形成了县、镇、村的三级传播网,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关站点进行勾连,信息在其中传播。其次,信息传递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物品交换、经济政策、奇闻轶事。再次,结合传播内容的特性,形成了三种对应的传播模式：内外交互传播模式、内部垂直传播模式、圈子环绕传播模式。并且,在计划经济年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票证,它传达的信息包罗万象,如物品、经济政策、生活方式、社会形态。而究其根本,供销社为什么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形成信息传递的网络,则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正是因为国家政策支持,它才具备以上功能。而最终,这张网络被其它形式的网络所取代也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二,作为实体空间媒介的供销社从广义上而言,媒介的概念应该包括实体空间和专业的非实体媒介,伴随通讯技术发达和大众媒介繁荣之后,媒介在传播意义上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界限。而之后大众传媒膨胀发展导致人们过分突出这个界限,并把对传播、媒介的理解局限于大众媒介上,实体空间的媒介角色越来越被忽略。然后实体空间作为媒介方式事实上是潜移默化镶嵌在生活中的,它在信息的传递、意义的传达、人类的交往上有着重要作用。着眼供销社的两层空间属性之间的转换：首先,从物质性和客观性的角度而言,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客观存在,具有实体空间,这是它的第一层空间属性；其次,供销社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最庞大的社会组织,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的浓缩、符号和意象,它有自身的意象世界,也是那个时代的意象空间,这是它的第二层空间属性。并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理论,媒介形式自身传递着信息。这部分内容将研究供销社自身物理形态变迁所释放的社会变迁信息。从供销社地理位置的去中心化、资产变卖到供销商店形态的变迁,它自身所释放的信息就是从计划经济政策到市场经济政策转变而引发的社会变迁。第三,作为人际交往媒介的供销社媒介环境学强调媒介和媒介所构筑的环境的关系,波斯曼指出,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供销社在当时乡村社会中自发地成为人际交往的平台,构建了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表现有两点：第一,供销社统管下的乡村商店,是乡村生活日常聚集地,人们在此交流,形成了乡村茶话会；第二,商品交流会,这是由供销社定期主办的大型交易活动,吸引周边各乡镇的人们汇集此地,像节日、盛会一样,期间发生多种多样的交往活动。同时,中国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关系、人情、面子等因素主导着乡村交往,其背后有着一个极具中国情境的权力格局,在其中不同职业身份有不同的话语权,社会资本决定乡村交往中的话语权。从过往发生的乡村事件——偷盗案和纵火案,可以看出中国乡村起决定作用的是情感和关系因素。供销社依托于乡村社会的这些特性,在乡村人际交往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但随着乡村变迁的发生,供销社在乡村社会的媒介角色逐渐失去,主要表现为：当媒介技术深入农村以后,尤其是电视进入农村,人们不再聚集在乡村公共空间,开始有了自己的私密生活,面对面的交往方式被改变,人们越来越深陷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空间此后逐渐取代了大部分的公共空间。本文将从作为信息传递媒介、作为实体空间媒介以及作为人际交往媒介三个维度论述作为媒介的供销社在当时社会形成了怎样的媒介场域,这种媒介场域又是如何与整个社会进行互动的,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供销社何以成为当时社会空间里信息传递的媒介,传递了什么信息?第二,作为实体空间的供销社,何以成为空间媒介?自身传递了什么信息?第三,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何以在乡村自发地成为人际交往的媒介?第四,最终引向本文的终极问题,供销社何以成为媒介?媒介属性是什么?它又形成了怎样的媒介域?这种研究对媒介观、传播观有什么影响?本文之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是希望结合不同的传播学理路对“传播”、“媒介”进行思考,以期研究其在中国的在地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