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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收入逐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当然,像其他经济体一样,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与人之间收入不平等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等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地区间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国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也发生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且在个体城市和国家整体层面,经济活动多具有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特征。为了探寻产业集聚是否对劳动力收入产生影响,本文在回顾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推导了工资决定模型得出相关命题,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做了进一步假说推理,重点从产业集聚、贸易自由度和资本份额等方面分析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最后本文使用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在控制个人特征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贸易自由度和资本份额等因素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命题假说。本文主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收入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主要结论归纳为以下三点:(1)控制劳动力个体特征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提高均对行业内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2)贸易自由度对各产业劳动力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理论模型部分所得结论一致,个人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人力资本对收入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对以物价水平进行平减后所得的实际收入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考虑以房价作为代理变量的生活成本后,2007年和2013年样本回归结果均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甚至为负,这说明伴随集聚所带来的房价上升抵消了集聚对劳动力收入的贡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方程并根据已有研究做适当理论假说,并对所得命题和假说做实证检验,丰富了劳动力收入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度对产业内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更加精确。当然,本文主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可能会产生地区收入差距,但是限于篇幅并没有研究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因此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