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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地为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教育是各国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活动，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保证适当的教育水平都被视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政府不仅为学校提供大多数的资金，还往往直接开办学校。但实际上，教育具备较多私人物品的特征，并不必然要求政府提供，从而使公共教育带上了“公共提供的私人物品”的色彩。 本文从公共教育存在的理论基础出发，着重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现状，对国家教育资金的配置政策进行了思考。 第一章的主题是:教育的经济特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对个人来讲教育既是投资又是消费——个人通过投入一定物资精力接受某项教育，改善劳动能力，继而提高未来收入水平;教育还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进步(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些教育科目虽然不具备促进生产的功效，却可以带来个人效用上的满足或社会文化上的发展。 其次，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性。一个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更高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文环境来促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同时，学习的溢出性还可以使日常的交流变成一种隐形的教育，提高他人的效用水平。 再次，教育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教育的提供在技术上可以方便地实现排他性，但其生产在一定程度内边际成本很小，因此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俱乐部物品”。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再加上教育对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深远影响以及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为政府提供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深入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与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联系。要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就必须保证公共教育机会的公平提供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平均配置。 公共教育的筹资模式直接影响公共教育支出在各地区之间的分配。在分散化的筹资模式之下，各地教育支出的水平可能悬殊很大，居民会通过集体决策和迁移来选择合意的居住地，而居民对住址的倾向往往与其收入水平紧密联系。从而造成了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在居住上的分化。而这种聚类现象通过同辈效应（即社区中一些无形的对教育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学校的监督、教师对工作和居住地点的选择、整个社区的学习文化氛围和基础设施等等）的作用，会进一步演变为实际受教育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政府应该重视教育筹资和支出模式的选择，以使其能够同本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相适应。 政府对不同层次教育的责任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政府的经济实力、人民的文化素质、经济增长的需求以及不同级别教育的性质特征等等。而且政府对不同层次教育的资助需要采取多样化的形式。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国际竞争的需要，当今不少发达国家纷纷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支持，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结合我国现实制定发展方略。 对公共教育支出模式的研究离不开考察个人对教育尤其是公共教育的评价和选择。 首先，个人对教育收益率的认识和对教育消费效用的评价直接影响其对教育的合意投入水平，也会影响其对不同公共教育筹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合理地推断:越是整体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越可能对教育的收益率认识不足，对投资性和消费性教育的需求也都较少。 家庭教育支出的决策一般都是家长做出并资助的，因此教育投入涉及到代际分配问题。家长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税率、利率、闲暇等等因素。 个人的公共和自主教育选择都很可能会遇到资金约束，从而牵扯到资金市场。资金市场对教育决策的影响主要通过利率和贷款限额两个渠道。前者是影响投资决策，后者影响投资能力。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第二章接下来的部分还利用一系列模型及推导从另一种角度阐明了上述观点，模型主要模拟了个人对于公共教育筹资体系的反应，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第三章的任务是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配置状况进行分析，包括:对教育相关法制建设、财政制度安排、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我国当前公共教育支出在各级别各地区之间的配置状况、以及影响我国公共教育支出收入分配功能的其它因素。 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当前的财政性教育资金配置体系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教育支出相对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大，但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很小;地区间差异较大，且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各级别教育支出配置不够合理，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另外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学龄人口流动性较低、教育管理体制不够合理等等因素也会影响公共教育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 以前三章的分析为基础，第四章对我们改革公共教育支出的思路和措施进行了思考。建议包括: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调整财政性支出在不同级别教育上的责任，对义务教育要一如既往的加大投入，对非义务教育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调整资助机制、促进学校之间的正当竞争;合理安排地区间教育筹资模式，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各级尤其是在省一级的财政安排中建立科学的资金调剂、转移支付机制;建立健全有关资金市场和大学生信用体系;注重对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照顾;科学对待民办教育，并积极探索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多种提供和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