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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环境和人力资本积累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对教育经济功能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对农村教育价值的整体评价都不高。那么在农村,教育和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过去20年农村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投资,是否影响了个人的教育收益率? 本研究利用CHNS调查(1991-2009)数据对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郊区村和县级以下的乡村)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有研究多数采用受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估计明瑟收益率,使用农村全部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包括工资和农业等家庭劳动收入)进行估计的比较少,主要原因是不易从家庭经营收入中得到个人的劳动份额。在以农村全部劳动者为研究对象的个别文献中,研究者往往按照劳动时间权重将家庭经营收入分配给个人;本研究则采用了新的分解方法,分解时不仅考虑了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也考虑了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如教育、经验等。最后整理得到的家庭收入分解模型是非线性的,因此估计时采用了非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基于本研究提出的收入分解方法估计的农村个人(包括受雇者和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者)教育收益率高于仅考虑劳动时间的收入分解方法。这意味着正规教育有利于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分解家庭收入过程中不考虑教育的这种经济价值,将低估个人教育收益率。从时间趋势看,在1990年代初,农村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大约为5％-6%,并从1997年以后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10%左右,但2009年又下降到6%。 第二,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教育仍然有利于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提高,但是这种积极影响可能会受到制度以及政府对个人生产行为干预的影响。1990年代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实施“双轨制”改革,对农户的种植种类、数量和收购价格等方面仍然有较强的控制,基于收入分解方法估计的粮食生产中的教育收益率在1990年代很小,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2000年以后我国农业生产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国家逐步放开了粮食购销市场并取消了农业税,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的方式鼓励农民从事粮食种植,这一时期教育收益率有了显著提高,大约在5%-7%。另一方面,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生产从1980年代中期就逐步市场化,劳动者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由选择种植种类和数量,实证研究显示,在2004年以前蔬菜水果种植生产中的教育收益率在3%-7%。1990年代教育的生产性价值在粮食等种植生产中不显著,但体现在了相对收益更高、生产更加的蔬菜水果种植中。 第三,农村有工资收入者的教育收益率在过去20年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农村劳动力市场逐步呈现出二元分割的特征。1990年代初农村受雇者的明瑟收益率在3%以下,从1997年开始有了较快增长,2009年达到8%左右。1993年以来的多次工资改革,提高了国有部门内部的教育收益率,从而拉高了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收益率。同期,集体部门和私营企业不仅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国有部门,而且教育收益率也显著偏低。 第四,非农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农业劳动者,忽视了教育对个人职业选择的积极意义,将低估个人教育收益率。199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收益率低于3%,如果将农业生产者纳入研究对象,个人教育收益率则提高到5%左右。2009年是一个特例,有工资收入者的教育收益率为7.4%,而全部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为6.0%-6.4%。2009年扩大样本后收益率反而降低与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有关。 过去20年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变化意味着人力资本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经济制度和生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权利是教育资源配置能力得以展现的前提条件。因此,将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政策时,需要进一步分析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所需的制度条件,对农村家庭生产活动的行政性干预可能会减弱教育资源的配置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