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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六杰”是对锦江书院历史上以李调元为代表的最著名的六位院生的概称。他们是清代乾嘉之际活跃于四川乃至全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蜀中士人的著名代表。他们不仅岁、科两试,官、师考课时六人屡得高等,而且在乡试与会试中表现卓异。特别是乾隆己卯科四川乡试,六人同科中举,何明礼名列第一,摘得解元桂冠,李调元名列第五,亦得经魁。乾隆庚辰科会试,张翯、姜锡嘏、孟邵连捷进士。乾隆癸未科会试,李调元名列第二,殿试中二甲第十一名进士,钦点庶吉士,入为翰林,在科考中为蜀中士子再次争得了荣誉。
他们出仕为官,政绩卓著,每每被荐为“循良”第一,为乾隆皇帝所赏识。孟邵被钦点校理《四库全书》,颇称圣意；复又巡按台湾,“自是生番敛迹,民赖以安”,乾隆末年,又蒙圣眷邀请参加“千叟宴”,荣极人臣。李调元“才情颇好,办事勇往”,是当时乾隆皇帝破格“特用之人”,以正四品衔出任广东学政、京畿通永道等职。
他们致仕归籍后,多潜心学术,倡言文教,奖掖后进,致力于培养教育乡邦人材,为振兴蜀中人文学术贡献殊多。李调元所著《童山诗集》、《童山文集》被袁枚誉为“名山之业”,流播海内外；又纂刻《函海》,号称“天下奇书”,各版累计收书200余种、1000余卷,保存许多《永乐大典》收录的文献资料,也有补于《四库全书》的阙略。该书于“锦里耆旧著作尤刻意搜罗,梓行者居其大半”,有功于蜀中文献典籍之传承最多。张邦伸《锦里新编》、《云栈纪程》备纪蜀中人物故事,河川名胜,风土人文,是有清一代四川地方文化史上名副其实的扛鼎之作。姜锡嘏曾为乾嘉皇帝之师,晚年主讲锦江书院十六年,“熏陶有术”,“出门下者,千数百人”,造就培养人材甚众,在清代四川教育史上贡献独多。
总之,“锦江六杰”既是乾嘉间四川籍名贤仕宦的著名代表,也是传承蜀学道脉、潜研乡邦文化、劝勉后进、振兴蜀学的关键性和标志性人物,是值得深入研究和表彰的。可是,目前学界对“锦江六杰”的研究还很不足,对他们在清代蜀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认识还很模糊,有的几乎还没有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因此,表彰“锦江六杰”在清代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展示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揭示培养和产生“锦江六杰”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氛围,探讨他们对晚清蜀学发展繁荣的影响,对促进清代蜀学研究深入进行,探讨当代蜀学的振兴和重建,都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除《序言》和《结语》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乾隆中前期锦江书院的办院组织特点,师资组成情况,教学业绩、人材培养等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反映了“锦江六杰”所处时代的四川社会人文背景,学术传统与师承关系,突出了他们在同期四川士子中的代表地位。
二是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分别为何明礼、张翯、姜锡嘏、孟邵、张邦伸等“五杰”写出评传,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科第仕宦、政绩功业做了全面梳理,对他们的重要学术著作的思想内容、学术成就、价值影响作了重点考察分析,展示了他们在传承、振兴蜀学文脉中的重要贡献。
三是设立专章,采用专题研究形式,对“锦江六杰”之魁——李调元的生平事迹,政绩功业,学术、师承渊源,对他重建蜀学所作的努力做了重点分析研究,肯定了李调元在清代蜀学发展史的重要贡献与地位。
对于李调元的研究,本文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特别关注。如对李调元所编《函海》,本文既考察了它的编纂过程、各版《函海》价值和特点、《函海》在传承历代蜀人著述中的作用的同时,还详尽考证发现了此前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另一种《函海》版本,使《函海》版本总数增加到八种。在时人单纯关注李调元文学成就研究的背景下,本文认真梳理和总结了李调元的经学成就,对他的《尚书》学、《三礼》学、《孟子》学作了重点研究,展现了李调元经学研究的不俗成就,肯定了李调元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在清代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填补了李调元研究的一大空白。本文根据李调元人生境遇的变化,以文本考察为重点,研究了《童山文集》、《童山诗集》的思想内容、艺术取向,突破了此前研究者集中于片段研究、单一作品研究以及李调元传说研究的局限。
四是在清代蜀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下,以蜀学三要素——学人、学术、学校作为考察清代蜀学的主要目标,对“锦江六杰”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学术价值取向做了“蜀学”特色的研究,并对他们在蜀学重建中的贡献做了总结和评判,开辟了清代蜀学研究的新路径。
在乾嘉汉学“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浪潮的冲击下,以“锦江六杰”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并没有迷失自我,而是在吸取乾嘉汉学优长的基础上,秉承蜀学崇实不虚,重史,尚文的学术传统,表彰蜀中先贤前哲的道德、文章,潜心乡邦文献整理,为千年蜀学学脉的传承与重建而积极努力。
在经学研究方面,打破汉学、宋学之别,兼容并取,择善而从,对发扬蜀中自宋以来素重理学的传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顾汝修、李漱芳、姜锡嘏等精研宋儒之学,主动传布张栻、魏了翁等宋儒义理学问。如李调元深得浙东学派经史考据之精髓,所著《郑氏古文尚书疏证》、《周礼摘笺》、《仪礼古今考》等虽然重在训诂文字,考订异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经典义理的探究。
在史学研治方面,他们致力于续写中断近百年的蜀中人物载纪,既精于考据,又大量补缀蜀中史事掌故,以事明理,以古鉴今,在清代史学史上别具一格。
在诗歌创作方面,主动抛弃当时流行的馆阁体的“大帽子”,毅然以继承司马相如、扬雄、李白、“三苏父子”、杨慎等蜀中名贤诗歌传统为己任,关注社会现实,抒写自家“性灵”,表达真情实感。无论是立意取材还是表现形式风格,都带有蜀诗特有的豪迈与质实风格,“非唐非宋”,自成一家,在清代诗坛上卓然独立。
“锦江六杰”自觉传承蜀学文脉,积极迎接乾嘉汉学的挑战,成功解决了蜀学发展中来自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困扰,为蜀学的恢复与重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学识广博,勤于著述,各类著作覆盖经史子集四部,多达122种、974卷(尚有卷次不详者百余卷),充分体现了蜀人聪颖多才、蜀学博杂繁复的历史特征。
此外,他们还历尽艰辛,抄、购聚集宋元珍本等典籍以丰富蜀中文献典藏,致力于书院教育,兴办家塾、义学,整刷风教,培养四川急需的各类人材,为清代蜀学的继续发展构架出基本模式,为晚清蜀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如《函海》所保存的丰富典籍文献,成为蜀中后学了解四川历史人文、学术传统的资料渊薮。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记述晚清“全蜀学生三万人”①,正是“锦江六杰”等人“一人学成,教成十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②育人理念推广普及的结果。可以说,乾嘉及其以后蜀中书院、义学的建设管理,人文学术的发展传播,人材培养等诸多模式,无不受到“锦江六杰”所建构的发展模式的影响。
总之,“锦江六杰”身体力行,实践“仁孝为本”的蜀学传统,在科第仕途中奋发有作为,在经学、史学、诗文创作等方面成就卓越,为蜀学后进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乾嘉汉学兴盛之际的蜀中士人争得了相当的荣誉,对提振士子文脉士气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他们不仅是清代乾嘉时期四川士人的著名代表,是晚清蜀学发展繁盛的重要人物,而且是清代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必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