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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发展迅速,中外交流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活跃着一类特殊的承担中外物质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外来胡商。胡商一般来自中亚及西亚诸国,东方世界丰厚的利益吸引着他们离开故土,通过丝绸之路,历尽千辛万苦来华经商。 唐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胡商,规范他们的交易活动,给予他们充分的活动自由,有利于他们的经商活动。但是一些地方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盘剥胡商,阻碍了中外交易。另外唐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来保障胡商的权利,如对胡商遗产处理的条例等。少数胡商在中土的不法行为引起了胡汉之间的商业纠纷,一般都能得到秉公处理。 胡商在中土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珠宝业、信贷业、香料业、餐饮业及医药业等。胡商本国丰富的宝物资源背景促成了胡人喜好珠宝和善于鉴别、经营珠宝的习俗。安史之乱后,由于丝路受阻,一些胡商滞留中土,不能再从事国际贩卖行业,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在唐代经营信贷业务。唐朝社会对外来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刺激了胡商从事香料转运业的激情。胡商从事餐饮业,极具特色的胡人酒店中有招揽客人的胡姬,她们能歌善舞、风情万种,引得唐代士人竞相光顾。有的胡商从事药材贸易,其中不乏作伪者。 胡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胡商伺机利用资产跻身唐朝上层社会,他们巴结唐代的统治者以寻求其经济活动的保障。 胡商发挥其经商天赋在中土扎根,有的甚至娶妻生子长期居住不再归国。他们在华生活,保持其原有的特色,并将其饮食、服饰、乐舞、风俗、宗教等传播到中土。特别是在国际性大都市长安,胡汉杂居,胡风大盛,胡商的生活方式、文化风尚逐渐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从胡食的流行到胡服、胡帽之常见,再到宫廷、民间盛行的胡乐与胡舞以及三夷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商来华求利的经商活动。胡商经常以胡僧的形象周游中土,其间原因颇多。 胡商在华进行珠宝交易,他们神奇的识宝能力引起唐人的关注,唐代笔记小说中有不少胡商识宝故事。根据识宝故事中宝物的来源,可将源自中土的宝物故事分为四大类:“不意获宝型”故事反映出唐人自豪、自大的心态;“修道/遇仙得宝型”故事的背景是唐代道教的发展,道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文化的各个层面;“逢龙/蛇得宝型”故事反映了这一时期民间普遍存在对龙的信仰和善恶报应的观念;“体内取宝型”故事反映了唐人对身体的某些观念,如体中异物与其生命息息相关:取自人体的珠宝也有死活之别。这实际上是古代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观念的表现。源自国外的识宝故事可概括为“寻归国宝型”,此类故事反映了唐人和胡商不同的珠宝观念。 胡商识宝的方式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其主要方式是望气,它是建立在中国人元气观念基础上的方术之一,这种方术后被吸纳到道教中。唐人笔记小说中胡商望气识宝的故事其实是作者将望气术附会到胡商身上。它反映了唐代民间方术的盛行。胡商识宝故事也反映了胡商诚实守信、童叟不欺的商业伦理观念。 六朝文献表明:汉人因胡人特殊的体貌特征、生活习惯等而排斥他们,甚至轻视胡人的生命。隋唐时期,随着外来胡人的增多及民族融合程度提高,人们逐渐增强了对外来胡人的认同感。由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加之胡人是异类的观念始终存在,胡商在中土的社会地位不高。唐人对胡商的观念存在矛盾性,一方面羡慕胡商的财富,另一方面妒忌、歧视胡商。 胡商往返经商的过程实际上是物质传输和文化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双向的,既有胡文化的输入,也有汉文化的输出。胡商是中外交流的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