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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与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息息相关。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科技水平、社会经济等整体国力的巨变，对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计量法》及计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新完善提出迫切需要。印度的《法制计量法案》作为少有的将“法制计量”直接体现在法案命名中的法律文本，且印度同为亚洲金砖国家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社会及经济发展与我国有诸多相似的情况，在计量技术要求严格的高精尖科技领域发展也相当迅猛，因此印度在2009年全面修订的《法制计量法案》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本文立足印度《法制计量法案》文本，对其立法结构和主要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仍然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印度的计量立法，同时在泰国、韩国以及我国的计量立法中也有出现，值得进一步探讨。结合泰国《测量法案》和韩国《测量法案》，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在计量立法性质定位方面，制定的法律是否已达到现代意义的“计量”层面，或者仍然处于“度量衡”之法的地位；在计量法规范调整重心方面，不同法律性质定位导致不同的调整重心，即“量值”或者“器具”应如何选择；在量值传递方式方面，作为计量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定和校准两种量值传递方式应该如何平衡、取舍，以促进计量活动更好地发展；在计量监管方面，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监管范围以达到最佳监管效果。
对以上问题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在《计量法》修订中，立法的定位必须打破曾经限于“度量衡”的认知，从国家战略意义的大格局出发创新立法理念和立法原则，构设制度体系；应该以“计量数据”为核心，将法制计量活动的规范重心放在“量值”的调整；必须改变我国日益陈旧的量值传递观念，紧跟当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高科技飞速发展对国家整体的计量治理理念和制度创新的需求；面对新形势、新发展，不再延续行政主导的功能和格局，将民生领域外的计量监管重点转向市场治理；应该站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野，积极探索计量立法模式的新方向，制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助力计量活动现代化的《计量法》。
本文立足印度《法制计量法案》文本，对其立法结构和主要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仍然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印度的计量立法，同时在泰国、韩国以及我国的计量立法中也有出现，值得进一步探讨。结合泰国《测量法案》和韩国《测量法案》，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在计量立法性质定位方面，制定的法律是否已达到现代意义的“计量”层面，或者仍然处于“度量衡”之法的地位；在计量法规范调整重心方面，不同法律性质定位导致不同的调整重心，即“量值”或者“器具”应如何选择；在量值传递方式方面，作为计量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定和校准两种量值传递方式应该如何平衡、取舍，以促进计量活动更好地发展；在计量监管方面，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监管范围以达到最佳监管效果。
对以上问题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在《计量法》修订中，立法的定位必须打破曾经限于“度量衡”的认知，从国家战略意义的大格局出发创新立法理念和立法原则，构设制度体系；应该以“计量数据”为核心，将法制计量活动的规范重心放在“量值”的调整；必须改变我国日益陈旧的量值传递观念，紧跟当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高科技飞速发展对国家整体的计量治理理念和制度创新的需求；面对新形势、新发展，不再延续行政主导的功能和格局，将民生领域外的计量监管重点转向市场治理；应该站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野，积极探索计量立法模式的新方向，制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助力计量活动现代化的《计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