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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凭借其丰富的戏剧创作数量和由其戏剧引发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将阿英现存的所有戏剧文本纳入考察视野,重点关注抗战时期阿英的戏剧创作,以女性形象为切入点,试图分析其掩藏在女性书写背后的思想意识。纵观阿英的戏剧创作,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是救国阵营之外的摩登女郎,此类女性形象不参与任何救国运动,她们的行为选择完全服从于个体自身欲望;其次是坚守大后方的传统女性,她们在坚守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之外,开始萌发出参与政治活动的思想意识;再者是被战火湮灭性别特征的英雄女杰,这类女性形象在战场上一马当先,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人物;最后则是在个体爱欲和民族主义之间徘徊的女性群体,她们有的是曾经在二者间徘徊,有的则是在游弋之后做出了选择,而无论是否选择,选择的结果又如何,都是作者试图打破单一女性形象桎梏的一种尝试。而这些女性形象在两性关系中的位置:有的是男性觉醒路上的引路人;有的是在被利用后,自我意识萌发,拒绝男性的二次利用;还有的则是既与男性保持情感上的依恋又在政治上与其产生分歧,呈现纠葛状态。事实上,这些看似多元化的文本表述实际上角色内核却惊人的一致,即无论哪种女性形象都是爱国、救国与护国的。阿英在文本叙述上采用的塑造手段,既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作者号召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戏剧目的,同时又呈现出“女性想象”的异化特征。这些女性书写的背后都展现出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下,女性的“去性别化”参与不仅是知识分子对“女性”与“救国”的无边狂想,希望女子能同男子一般肩负社会责任的迫切要求,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叙述话语的另类表达。进而,不仅女性的“身体”成为文人想象救国和建构救国话语的载体,而且为了迎合大众趣味和观众审美期待,女性的鲜血也被赋予了救国的内涵和意义。从女性书写的角度来考察阿英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一方面可以看出阿英复杂、撕扯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也能窥探出革命文学作家在国家动荡和民族危亡的现实语境下非一般的政治态度和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