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与子女教育模式选择——以宁波市2008数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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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研究发现:(一)、社会网络结构对子女教育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可以归纳为:网顶和网差在家庭经济和社会交往上促进了农民工本人的社会融合,但是网顶越高,农民工越能意识到公办学校分班制的弊端,从而为子女选择其他替代性的教育模式;当前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社会资源匮乏,这就导致了在网络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现实选择不是融合性最强的公办学校混班制,即网络规模一定的情况下,选择教育模式的可能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办学校分班、民工子弟学校、留守、公办学校混班;网络密度越大越能促进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到打工地。总之,只有网络密度越大越能促进子女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流动),而网络规模、网项、网差、网络关系构成的增大,都不能促进子女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 (二)、社会融合因子对子女教育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可以归纳为:社会交往的增多让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公办学校混班制);社会参与的增多让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流动);尽管流动人口认为流入地待遇更加平等、对农民工的歧视更少、对自己的城市人身份的定位上升了,也不太可能选择公办学校混班制;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两害相权取其轻,越可能选择留守而不是公办学校分班制。总之,在社会融合的四个因子中,只有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越融合,越倾向于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而社会认同和家庭经济融合性的上升都不能带来融合性的教育模式。 (三)、其他控制变量对子女教育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中青年更倾向于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孩子个数越少越倾向于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居住类型为自有住房的人更可能选择融合性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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