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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收缩用来描述人口密集区域发生的人口持续流失的现象，以及这一过程中伴随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收缩过程中的人口持续流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下降、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地区差异扩大等，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研究中国的城市收缩问题。 从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普遍存在收缩城市，且统一出现了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力不足的现象，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获得国际学者的普遍关注。然而中国对城市收缩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中国长期以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国内大多数文献研究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相关的城市发展路径，较少关注中国城市收缩问题，并很少将之与国际城市收缩现象进行比较，对伴随城市收缩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效应还没有进行系统探索。总体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针对中国收缩城市的完善的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在精确界定中国收缩城市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收缩城市的空间特征、特殊表现、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以及在城市收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包括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区域差距扩大以及城市舒适度水平降低等在内的经济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典型区域收缩案例、总结国际实践经验，得出应对中国城市收缩、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城镇体系的政策建议。 围绕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精确识别中国的收缩城市。基于中国五普和六普数据，本文发现2000年至2010年中国26.71％的地级/副省级行政区发生了人口流失，即可能出现了国际上所谓的城市收缩现象。其中，287个地级市（不包含地区、盟和自治州）中包含85个收缩城市，占比29.62％。匹配地理位置信息后发现，中国的收缩城市集中分布于东北和长江经济带地区，并呈现6种主要的收缩结构——①非收缩，两次普查年间各县市（区）均没有发生人口流失，如嘉兴、沧州等;②全收缩，两次普查年间全部县市（区）均出现人口流失，如广安、黄冈等;③“二分法式”，人口流失的县市（区）位于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的某一区位，其余区位的县市（区）均不收缩，如同将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一分为二，如杭州、宣城等;④“点部集中式”，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内部仅有某小块区位出现人口流失，如邵阳、宜春等;⑤“边缘式”，核心地区县市区（区）人口增加，边缘地区县市（区）人口减少，如达州、十堰等;⑥“沙漏式”，核心地区县市（区）人口减少，边缘地区县市（区）人口增加，如北京、上海。 在识别中国收缩城市的过程中，考虑到中国“市辖县”这一行政区划设计的特殊性，本文进一步在城市实体地域空间范围上定义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结合城市发展的现状、城市行政体制设计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市辖区人口持续减少的城市界定为“狭义的收缩城市”，以弥补中国习惯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尺度过大的缺憾，更为精确地刻画中国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在空间上的差异。最终在271个可用地级样本中识别24个“狭义的收缩城市”，占比8.86％。“狭义的收缩城市”挑战了中国以行政区为研究、管理和统计单元的习惯用法，为探索中国形成国际可对比的空间单元提供了基本思路，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 第二，初步探索中国城市收缩的原因，以及与国外收缩案例相比，中国收缩城市存在的特殊性。本文在实证模型采取类似数据驱动的方法，对包括城市区位、经济发展、财政收支、对外开放度、公共产品供给等多项指标进行检验，甄别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与东部城市相比，西部和中部城市更容易收缩;预算内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越高，城市的收缩倾向越明显;以FDI占GDP比重表示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城市收缩可能性越低;基础教育水平越低，人口流失倾向越明显;老龄化程度越高，城市收缩越严重。同时，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单位面积GDP，以及反映公共服务水平的医院数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变量总体上抑制了城市收缩的趋势。另外，省会城市则可能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倾向于不收缩。 进一步地，本文以老工业基地的收缩现状来验证在样本观察期间，经济转型在中国城市收缩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老工业城市收缩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即去工业化或产业转型等西方常见的收缩原因在中国并不具有普遍性。一方面，这与2000年-2010年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相关:较大的老工业基地仍在不断集聚人口;另一方面，这或许与老工业基地在特殊阶段扮演中国经济、社会顶梁柱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有关:工业化时期，老工业基地规模较大、集中度较高，在“去二存三”的产业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宏观资源的统一调配以及逐步开放的民营经济对劳动力的吸收，总体而言没有使老工业基地发生大规模的就业震荡。这是中国城市收缩案例与国外案例对比中所体现出的特殊性之一。 第三，从生产活动入手，考察城市收缩可能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具体来讲，论文将观测样本锁定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企业，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观察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一般意义上，人口流失意味着集聚经济效应的下降，并通过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性，降低收缩城市人力资本质量，最终造成收缩城市企业TFP的下降。然而，实证研究发现，笼统地以国际惯例识别的中国收缩城市企业TFP在基期和末期均高于非收缩城市。本文称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 结合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重新分布的大背景，本文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用市辖区人口流失的收缩城市作为空间研究尺度。市辖区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大，市辖区人口的减少更精确地刻画了集聚经济的下降。实证发现，虽然“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在样本考察初期较非收缩城市高，但是在样本考察末期较非收缩城市低，呈现“优转劣”的发展过程，验证了“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较低”的假说，解释了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这一研究结论说明，中国收缩城市与国际案例相比存在特殊性，中国的“城市”问题，尤其是以人口迁移为研究主题的“城市”问题，在关注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应结合城市发展实体地域的概念，谨慎审视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中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大板块分别回归。研究发现，不同区域两类城市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程度不一，东部最大为44.20％，西部次之为23.30％，中部最小为12.21％。另外，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是造成三大区域中两类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劳动力教育水平可以解释两类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51.81％，中部为35.79％，西部为52.32％。以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劳动力选择性流动的事实，即高技能劳动力更容易流失，同时也说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之间可能已形成除了“城乡”和“东中西”以外的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区域差距类型，必须引起重视。 本文进一步地考察了以市辖区人口持续下降界定的“狭义的收缩城市”市辖区舒适度水平的变化。理论上讲，一方面，市辖区常住人口持续下降将降低人口集聚水平，减少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效率下降引发经济衰退导致地方财政萎缩，引发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不善或运行不畅，因此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然而，实证结果表明，狭义的收缩城市对市辖区舒适度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且实证结果比较稳健。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之谜”。结合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和行政设计，市辖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不仅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域，而且是城市公共财政投资的重点区域，被视为整个城市经济和政治的引领“名片”。因此，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之谜”的存在，即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同时也是中国“人口-资源”空间错配的现实表征。 通过对比“广义的收缩城市”和“狭义的收缩城市”二者发展路径，以及对典型区域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已不完全拘泥于行政区范围，而是逐渐形成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且“致密而紧凑”的块状空间分布格局。因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逐步划定“基于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活动完整性”的“都市经济区”，辅助城市管理。论文最后综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和OECD等先发国家和地区划分都市经济区，重构城市空间的实践、方法和经验，得出中国超越城市行政边界、基于经济活动择机重新组合城市管理空间，提高城市规划适用性和城市统计科学性等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探索，本文初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城市收缩问题的研究框架，不仅有助于丰富国际城市收缩研究的中国案例，而且对于正确判断中国城市收缩的趋势，关注城市收缩背后可能出现的劳动力技能分区、区域差距扩大、生产和消费活力下降等深层次的问题，推动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城市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建议制定“适应性”城市管理政策，以“空间置换”为手段促进城市体系优化和结构更新。在“新常态”背景下，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也应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关注如何抑制收缩城市人力资本流失，以及人口结构优化的问题，因势利导，以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结构和经济在重点区域的有序集聚，实现“更合理的人口空间分布、更精致的城市管理文化，以及更高效的土地利用效用”式的“精明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