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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史学在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他史学思想中的理学精神,有助于把握那个时代史学思想的特质,有助于促进史学理学化过程的研究,也有助于研究理学思潮的兴起。笔者认为,处于理学思潮兴起时期的司马光的史学体现了理学精神。其一,在于司马光的历史观。司马光的历史观可概括为“纲常决定论”与“君心决定论”。他认为“道”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历史兴衰的要素,而“道”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纲常伦理,因此,遵循纲常伦理即为从道。司马光又通过对人性生成的分析,得出人性善恶混,只有遵循“道”才能生的结论,因此,为了人类的繁衍,遵循纲常也是必要的。在哲学上的这种认识,使他在总结历史盛衰变迁时往往着眼于纲常伦理与社会治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纲纪兴则国兴,纲纪乱则国亡,这就是他的“纲常决定论”。司马光另一重要历史观为“君心决定论”。他认为主宰社会历史发展之根本力量——“道”在社会上的行与不行与君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司马光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关注君心,并认为君心在历史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君心明则政治清,天下治,否则终归于“乱”甚或“亡”。司马光这种历史观的形成,是他对心、性、行关系探讨的结果,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更是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纲纪与君心是导致社会历史兴衰,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这是司马光在史著中持有的历史观。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发现纲纪是“道”在社会中的体现,君心是“道”在社会中实行的关键。实际上,这反映了司马光同其他理学家一样,认为推动与主宰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道”。其二,在司马光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上。司马光认为经与史是本与末的关系,史是用以体认与宣扬经所载之道的媒介。他在《资治通鉴序》中已明确写出了他作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以史为用,在历史的变迁中寻出一个主宰之道。所以,司马光的史著是为了给统治阶层提供借鉴,承载的是他所认为的治国安邦之道。其三,在司马光的史学方法上。司马光的史学在编撰上以编排严谨,采择翔实而著称,这与他以史明理的史学思想没有矛盾。在司马光看来,记述不实,则无以明理,理以史而明,而以史明理的史学思想必然会影响到史料的编排与选材,《通鉴》虽是众手成书,但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司马光之笔削,而这“是非予夺”的背后贯穿着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原则。所以他在选材上虽以“求实”为标准,但以“情理”度之的情况也存在,故以封建伦常判断史实,主观臆断甚至弃真存伪之事也有发生。在具体记述中,司马光虽自称没有褒贬之法,但他以史明道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已使其论述具有了褒贬之意,他通过有选择的记述和评论,传达了他尚伦理、重人伦、以德治天下的精神。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光的史学已具有理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