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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提出与发展，为当前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关于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文献开始层出不穷。目前相关研究中更多的依然以单边制度质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及采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两国制度差异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来现有文章中对制度距离指标的选取以及划分不够详细，二来专门研究制度距离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投资的文献比较少。因此，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背景下，随着对沿线各个国家的投资开始逐年增加，考虑到沿线东道国与我国在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均有着显著差异，本文分别从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正式制度距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以文化距离为代表)的角度研究其对OFDI的影响，并进行了补充性检验和分样本检验，旨在为我国更好地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献言献策。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况，接着对当前研究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并做了简单评述，主要从制度质量与OFDI、制度距离与OFDI两方面着手。在探讨了制度距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理并尝试提出相关假设后，利用2003-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全样本检验结果表明，正式制度距离中，经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法律制度距离显著为负，政治制度距离在单独考虑时显著为负，而在综合考虑时并不显著，补充性检验发现，我国更加偏向投资于经济制度优于本国且法律制度和本国相似的沿线国；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则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U”型趋势，即随着非正式制度距离的扩大，我国OFDI会在下降到某一点之后开始逐渐上升。
对传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我国更加愿意投资市场规模更大、更开放、宏观经济稳定和地理距离更近的沿线东道国，对其资源和技术的需求却不明显。进一步进行分样本检验，显示非正式制度距离在欧洲区国家的影响会更大；法律制度距离是影响我国对中低收入水平沿线国家的重要因素，并且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低收入水平沿线国家的正向影响会被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受到的“U”型趋势掩盖，说明非正式制度距离的“U”型趋势主要反映在欧洲区国家或者说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最后，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和政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况，接着对当前研究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并做了简单评述，主要从制度质量与OFDI、制度距离与OFDI两方面着手。在探讨了制度距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理并尝试提出相关假设后，利用2003-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全样本检验结果表明，正式制度距离中，经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法律制度距离显著为负，政治制度距离在单独考虑时显著为负，而在综合考虑时并不显著，补充性检验发现，我国更加偏向投资于经济制度优于本国且法律制度和本国相似的沿线国；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则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U”型趋势，即随着非正式制度距离的扩大，我国OFDI会在下降到某一点之后开始逐渐上升。
对传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我国更加愿意投资市场规模更大、更开放、宏观经济稳定和地理距离更近的沿线东道国，对其资源和技术的需求却不明显。进一步进行分样本检验，显示非正式制度距离在欧洲区国家的影响会更大；法律制度距离是影响我国对中低收入水平沿线国家的重要因素，并且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低收入水平沿线国家的正向影响会被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受到的“U”型趋势掩盖，说明非正式制度距离的“U”型趋势主要反映在欧洲区国家或者说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最后，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和政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