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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而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就决定了双方在事实上的一种不平等，进而推演出双方“合作”与“斗争”共存的关系模式。随着工业化生产的继续，如何在制度内解决劳资冲突成为维系劳资合作的关键。而在此其中，政府与工会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当然希望能够在体制内化解劳资矛盾，而工会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系统，更希望能保障自身权益，从而在劳资关系中尽可能地扭转被动的、从属的地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制定与实施有关法律、政策来消解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消极面，重塑体制内的劳资关系。然而，作为曾经的“革命党”，国民党的一系列调整却过于唐突、简单化。忽略了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绝非仅仅通过组织系统的代替就可以顺利完成的。国民党劳工政策的转向不仅未能使其政治理念难以深入到劳工组织之中，反而引发了劳工组织对此的不满。这直接影响了国民党与劳工组织互信关系的建立，并进而辐射到劳资关系的范畴中。不仅如此，国民党“消极”的劳工政策以及对劳工运动随时可能“赤化”的担忧使得从事劳工运动的国民党基层干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适应劳工运动的发展，这些都使国民党在领导劳工运动中表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当时的工会已然具备了现代工会组织的雏形，但不可否认地是，在政治弥散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环境下，在工人缺乏必要的阶级意识的条件下，中国工会的产生及发展始终笼罩着政治的“阴影”。而作为“弱势”的一方，工会所要表现地便是对政治的某种“依附”。当然“依附”的对象会随着中国政治态势的发展发生变化。这无疑消弱了工会的本相，也使得劳资关系出现了某种政治化的倾向。当然，当工会认为政治势力不能赋予其更多权益的时候，工会会寻求体制外的“保护”，帮会与工会在组织来源上的某种同源性，使工会与帮会的关系愈发紧密了，而此时的劳资关系也为帮会控制工会乃至工人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这样的特征在邮务工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虽然，当时的邮务工会在内部组织上及经费上都保持了一定的“独立”，但邮务工会所面对的劳资关系是以国家为资方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其表现不仅涉及邮工的经济待遇问题，还关涉到邮政制度的层面。而邮务工会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邮政“国有化”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不利于邮工利益的不满使得国民党对邮务工会的猜忌始终未能释怀，一方面，国民党剥夺了邮务工会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又希图借助于邮务工会上层领导的“党化”来分化工会的力量。然而，工会的存在不仅需要统治力量的认可，更需要得到会员的认同，这使得邮务工会在实际操作中始终与国民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邮务工会非但没有能够完全遵照国民党的意旨行事，反而成为邮政“国有化”的最主要反对者。而国民党对邮务工会的压制在客观上促使了邮务工会与帮会的结合，虽然，邮务工会的“帮会化”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却增强了抵御政治力量侵蚀的能力，而帮会也通过对邮务工会的控制，成为了当时解决劳资矛盾的重要力量。 如此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工会已成为劳资关系中的重要一方，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尤其是对待工会的问题上，不是要强化工会的政治性，而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其本相。因为政治相对于经济来说，前者的随意性与可变性更大，如果一味地凸显工会的政治特性，那么工会会成为政治的“附庸”，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工会不仅会成为政治的“拥护者”，也能成为政治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