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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以及户籍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劳动力市场分割限制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等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为追求经济利益及其他公平权利,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人口规模逐步扩大。然而,区域经济差异在引起人口区域性流动的同时,人口流动也会对地区经济产生影响：一方面,人口流动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对土地和就业的压力,并为人口流出地(欠发达地区)带来大量汇款而增加该地的人均收入,进而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也会因增加人口流入地(发达地区)的生产总值,加速优势地区产业集聚,削弱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利益,从而扩大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流动到底是缩小还是扩大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学术界所争论的核心。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区域尺度下经济差异的影响,并深入解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离差所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既能反映人口流动规模的相对大小,又能反映一个地区是否为人口流入地或流出地。本文利用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分县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及上述测度方法计算出人口流动指标。结合GIS空间分析工具,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多层次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中国户籍和常住两种统计口径下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探究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揭示入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机理,并阐述人力资本、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发展战略等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作用。1990-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空间结构从1990年的低层次空间均衡,逐步向东部沿海、北部延边和东北地区集聚,到2010年基本形成东部沿海经济带、北部延边经济带和中部沿京广铁路经济带所构成的“两纵一横”的经济空间格局。在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两个经济增长阶段中,户籍口径下的“贫困陷阱”现象相较于常住口径突出,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延边、西南、中原等中西部地区。常住口径下的经济空间集聚现象更为显著,表现出强烈的东西经济差异和南北经济差异。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对地理尺度及人口统计口径较为敏感。省级尺度的经济差异最大,户籍口径下的经济差异均大于常住口径差异(包括总差异和分解差异),且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不断扩大,而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逐渐缩小。省级、区域、地带三个尺度的分解均表现组内差异大于组间差异。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人口主要从华中和西南地区流向华东和华南地区,且对不同尺度的经济差异具有正向扩大作用。在2000-2010年期间,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总体表现出绝对β收敛经济增长趋势,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本分别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作用,说明人口流动规模及流动人口质量对区域增长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影响较大,异质性劳动力的流动通过引起地区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扩大地区经济的不平等。流动人口的趋利行为,使得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现象更加突出。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间正的Pearson系数,验证了其对经济差异的扩大作用,而人力资本、工业化、分权化、区域发展战略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子进行多层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所有因子对经济差异的影响均表现出层级性特征；人口流动对尺度较大的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作用更为明显,城乡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使得人口流动对地级市差异的扩大作用最强；人力资本的跨省或跨地区流动倾向,导致了其更倾向于扩大省际或区际经济差异；差异化的工业水平主要源于工业城市的普遍存在,由其产生的经济差异突出表现在地级市之间；地方财政支出的市辖区倾向性,导致了地方分权在县级尺度差异最大,对城(市辖区)乡(县)经济差异的扩大作用较强；战略性投资是导致区域不平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省级战略的偏向性对经济差异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