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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诗论，前后期有着重要变化。前期，他提倡“诗界革命”，提出了要求革新诗歌内容的“新意境”、要求革新形式的“新语句”要求保持诗歌韵味和字句美感的“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三长说”为其社会改革目标服务；后期，他又力倡融情感和趣味于一体的“情趣论”，回归传统美学。
梁启超诗论的变化，是他整个思想体系变化的一个缩影。梁启超学贯中西，对传统思想和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兼收并蓄，但根子是在中国传统的儒释思想。在他的一生中，他对西方思想的看法从一味推崇到择优而用，前后有变，但对传统思想的信仰却始终如一。而在传统思想中，他对佛教更是毕生信仰和奉持，佛教的自由观和无我论对其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上述思想背景，可解释梁启超诗论的前后变化。具体地说，对西方思想看法的变化，导致了他从“诗界革命”转向了“情趣论”；但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情趣论”，都可看到佛学的影响。而在其思想和诗论的种种变化背后，还有一些不变的根基，尤其是对建立在佛教自由观基础上的精神自由的追求，他一生不变。
本文致力于评述梁启超前后期诗论的变化；探究其思想和诗论之变与不变的两重性，揭示其思想和诗论变化的原因和不变的基础；并论述佛学对其思想和诗论的影响。
本文除介绍学术界对梁启超上述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外，还特别着力论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梁启超后期诗论主要以融情感与趣味于一体的“情趣论”为代表。二、梁启超前后期的诗评标准，经历了从经世致用到回归传统美学的变化；但其诗论宗旨，从前期的“移人论”到后期的“高尚人格论”，则一贯坚持教化作用，没有变化。三、梁启超的思想、诗论及其变化，都受到了其佛学思想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