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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站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立场上,通过对它在“史前阶段”的一条线索——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内新文学课程的发生发展、校园语境以及所取得成就,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史实挖掘,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以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有所推进。
论文主要包括导言、结语以及正文四章。“导言”部分简单论述新文学和新教育的关系并界定了本文的论域以及主要概念；对新文学和新教育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并阐述了对本论题进行研究的意义。导言指出,民国时期大学新文学课程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源头,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的新文学课程对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以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对新文学的“课程”性质关注不够。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并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第一章“学制变迁与新文学课程的发生”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新文学课程发生的一般历史线索。论文认为,新文学课程是自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民国时期教育当局改学校“国文”课为“国语”课,为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制造了有利的气氛；大学课程由大学评议会设置的规定为新文学课程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大学内的新文学家的提倡与支持是新文学成为课程的直接动力。论文另外指出,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具有“民间”色彩；教育现代化是新文学课程诞生的必要因为,但不是充分因为；文学的现代化和教育的现代化(学科分化)具有不一致性。
第二章“对新文学课程相关人物的谱系学考察”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对新文学课程的人物线索进行梳理。文章指出,胡适推动并促成了新文学课程的诞生,最有力地推动新文学课程进一步发展者是朱自清、杨振声等人。就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新文学课程教师而言,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以胡适为首,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苏雪林为一条线索；周作人和废名为另一条线索。另外,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尽管新文学课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人事因素的影响,师资队伍建设没有被制度化,但新文学教师在培养作家以及新文学研究者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
第三章“从校园刊物看新文学课程的校园语境”以特定时期的《清华周刊》和《国文月刊》为例,凸显新文学课程在清华、西南联大校园内的存在状况:新文学在清华校园文学中占据主流,新文学课程在清华“昙花一现”的因为是该校教师队伍中的守旧倾向；西南联大时期的新文学课程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仍然保持了其“民间”色彩。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一些大学内,中文(国文)系的现代化渐渐成为共识,拥护传统文化者对新文学课程的抵触更多地表现在心理层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学内的新文学课程得到重视,实有赖于新政权的力量。
第四章“新文学课程讲义与学术承传”以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个案,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新文学课程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影响。本文认为,朱自清及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具有学术上的“客观性”风格。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继承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所开创的新文学研究范式以及学术风格。
“结语”对本文研究内容与成果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对本文在材料的搜集、概念的界定与使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