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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中心的“现代派”诗歌崛起。他们对构建东方象征诗、现代诗的营养源进行了更加贴近现代观念的选择与观照。他们将传统诗歌的美学范畴进行现代性的改造与转化，在返观传统中进行着东方现代诗的重构。在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沉淀了浓厚的古典诗歌精华。从诗歌创作理论上，他们提倡“纯诗”。诗人们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诗是心灵化的艺术，其中既有对传统诗歌理论“情动于中”“以意为主”等强调诗歌内质意蕴的思想的继承，也有现代性的超越。心灵化的理论前提使现代诗群不去描摹外在的生活视境，也不凌驾于时代与现实之上做豪放而空洞的抒情，而是不论对新事物旧事物、雅物俗物，都做心灵的观照与反省，赋予其诗意的蕴含和色彩。也是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诗人将笔触伸向了深邃细腻的灵魂深处进行开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心灵敏感精神丰富的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情思天地。从诗歌内容来看，30年代现代派诗人面对时代风云的变幻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因而对生存状态的“穷”有着强烈的敏感，诗歌表现出深刻的寂寞情绪。古典诗论中的所谓“穷而后工”，可以作为开启现代派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而且对“穷”的持续体验形成独特的感知方式，将生活中的种种纳入自己的感知区域，情绪的表达变成恒久的心境外化，因而更深地把握和表现了时代情绪，成为现代诗歌领域卓有创造的一派。从意境创造来看，意境的创造，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它所达到的是诗人抒情中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和谐统一的诗的境界。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体验情感时把心灵放在首位，而善于使情感在物中依托，或者说是进行主客浑然的心物感应与共振，这种情景交融、体物写志的内涵，是东方诗歌意境理论的精髓。现代派诗人普遍表现出对意象的注重。运用感性形象烘托暗示人类心灵情思，摒弃架空的理想抒情。在意象选择上表现出浓郁的古典特色，创造了不言情而情自无已的诗歌境界。从语言方面看，文学创作中存在“言不尽意”的困境。现代派诗吸收古典诗歌中的“寄意于言外”的理论，同时又接受西方象征派注重象征和暗示的艺术原则，追求表现传达的含蓄隐藏，在“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发挥传统诗歌意象的功能，将语言感觉化、想象化，传达“言外之意”。并提出了多种创造朦胧美的理论途径，从而达到了“言近而旨远”，以经济表现富裕，以有限传达无限。在超越语言的艺术追索中表现出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回归。此外这一派领袖诗人戴望舒在情诗创作上表现出浓郁的晚唐情结，与古典情诗的大成者李商隐颇有相隔千年的默契。特作一比较研究，以见一斑。总之，现代派诗歌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并配合以系统的理论阐述着中国式的现代诗应该具有的姿态，使得五四以后开始的对东方的民族的象征诗、现代诗的呼唤，由热切的愿望变成了创造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