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冷战的结束并未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国际危机在21世纪仍然威胁着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在国际危机中，大国的倾向性介入通常会对国际危机的演变结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以2010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河内讲话为转折点，美国的南海政策从“观察”转变为“干预”。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南海问题。美国不但对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表现得异常敏感和焦虑，而且在南海岛礁争端问题上经常采取偏袒相关东南亚国家的立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南海国际军事危机中，美国将采取何种介入立场和介入方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从而一方面推动国际危机决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更妥善地处理国际危机提供参考借鉴。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前景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运用机会成本、沉没成本、观众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以美国在冷战期间介入的三次国际危机为研究案例，分析大国对发生在与自己为盟友关系和与自己为普通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危机的倾向性介入。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关于大国倾向性介入国际危机的动因、目标、立场、方式和效果的规律。本文还分析了如何正确识别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信号和意图。 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动因和目标基于国家利益导向。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大国作为第三方既可能选择通过介入来化解国际危机，也可能选择让危机在可控的范围内部分升级，还可能选择让危机最终升级为战争。大国领导人在选择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和方式时会对各种介入方案进行成本权衡，追求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大国在介入国际危机时并非总是支持盟友，也有可能保持中立，甚至是抛弃盟友。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行为会受到国际权力政治、国内官僚政治、决策者的误判与偏好所导致的有限理性的干扰。因此，“国家利益”是自变量，“成本权衡”是中介变量，“有限理性”是干扰变量，“介入行为”是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