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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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度,心理学研究得出,创伤性事件对经历人不仅仅造成负性结果,也能为经历人带来成长,使得经历人做出利他行为。而在中国这样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家中,源于文化的教导更有可能使得经历创伤性事件的个体走向成长路径,进而在日后恪守与践行利他主义。基于此,本文结合高阶梯队理论,探究经历大饥荒的公司管理者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该风险由管理者投机主义导致）的影响机制。本文以200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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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度,心理学研究得出,创伤性事件对经历人不仅仅造成负性结果,也能为经历人带来成长,使得经历人做出利他行为。而在中国这样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家中,源于文化的教导更有可能使得经历创伤性事件的个体走向成长路径,进而在日后恪守与践行利他主义。基于此,本文结合高阶梯队理论,探究经历大饥荒的公司管理者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该风险由管理者投机主义导致）的影响机制。本文以200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54-1965年各省死亡率计算得到各省的饥荒强度,计算方法为使用1960年死亡率减去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使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公司招股说明书、百度检索等方式收集公司董事长出生省份信息,然后结合各省饥荒强度为董事长匹配经历的饥荒强度。5-15岁期间经历大饥荒的董事长遭受的饥荒强度等于其出生省份饥荒强度,其余董事长遭受的饥荒强度为零。为简便起见,我们将早年经历大饥荒的强度简记为FEDR。使用CSMAR数据库中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股票数据计算控制变量和股价崩盘风险。在基础回归中得出结论:FEDR越高,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低。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使用公司注册地半径50公里和100公里内是否存在国家级或者省级文庙作为儒家文化影响力度的代理变量,发现在强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地区,FEDR与股价崩盘风险愈发显著。因此有力证明利他行为是饥荒董事长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变量。此外,本文用代理成本和公司信息不透明度代表管理者隐藏利空消息的动机和能力,并为其选取合适的代理指标。实证发现,FEDR与代理成本和公司信息不透明度均显著负相关。即是证明,饥荒董事长的利他行为通过双途径——消减囤积负面消息的动机和抑制遮盖负面消息的能力——来缓解股价崩盘可能性。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弱外部监管力度组中,FEDR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效果更显著。具体结论是,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组中,在市场化指数高的组中,FEDR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更显著。该结论也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最后,为进一步加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又进行了不同变量定义、重新定义饥荒董事长、安慰剂（Placebo）检验、遗漏变量检验、倾向分值配对法（PSM）检验和Heckman检验。通过以上稳健性检验,有效地证实FEDR会抑制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本文深入探讨管理者早年遭受中国大饥荒的程度对其日后所管理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仅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管理者中国大饥荒经历的研究内容。更进一步地说,也丰富了管理者早期创伤性经历的研究范围。此外,本文借助新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探讨经历大饥荒的管理者具有利他主义,从而抑制负面信息囤积这一自利动机,进而降低公司股价暴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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