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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这个过程与话语得以产生的特殊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相关联，因而是社会性的，不仅如此，因为文本生产和解释的认识过程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的基础之上，所以，文本的生产和消费也具有社会认识性。与此同时，话语建构来自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根植并定向于真实的社会结构，因而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有建构性，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在费尔克拉夫建立的这个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变迁的话语分析框架中，借助于对文本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分析，即特定的话语实践的分析，可以在文本与社会变迁中建立联系，有效的呈现与解释社会变迁。本文采纳了这样的分析框架，通过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库尔班·吐鲁木文本的生产过程、分配和消费方式，来呈现特定历史时期中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特征与变迁，并尽可能的回答这种特征何以产生与呈现，以及主流国家话语如何塑造与想象民族与国家关系。 具体而言，文章分析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民族与国家关系领域，主流国家话语如何借用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将感恩主题确立下来，进入60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感恩主题又如何转变为神话表述继而抹消民族存在与差别，模糊民族与国家关系界限，以及到90年代，在民族分裂主义的刺激与地方应对策略的共同推动下，库尔班·吐鲁木如何退出神话抒写，在意义扩展后的民族团结话语的统摄之下，成为热爱国家反对分裂的符号与象征。 自库尔班·吐鲁木登上历史舞台，在他的文本生产和意义的附加、重新解释以及挪用改造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库尔班·吐鲁木始终以一种符号手段参与到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建构中。建国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历程与发展，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塑造所取得的认识、经验、教训、反思，都能在具体的文本生产与话语实践中体现出来，国家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塑造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自我建构与想象的持续性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有关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具体反映、协商与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