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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文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角度来探讨新诗(1917-1937)在语言形式上的建设,以求对新诗的发展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认识。本文认为,节奏和意象是诗歌的两个互为关联的最关键因素,它们的特征构成了诗歌的最本质艺术特征,由此产生的相关的语言策略、语言形式就构成了诗歌这一文体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现代新诗是在古典诗歌传统发生彻底断裂、西方文化的强大的压力渗透这双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它在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批判与传承之中和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影响之下,为现代诗人们的“诗情”苦苦寻觅着一种恰切的“诗形”,并因此而建立了不同于古代汉语诗歌的、全新的属于“新诗”自己的节奏系统和意象系统。这两个系统不是孤立地、静态地存在的,而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也在不停地变化发展。正是在节奏和意象这两个方向上所做出的或单向或交叉的努力,让现代诗人们一次次在传统和非传统之间为现代情感赋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建立起了属于新诗自己的“现代诗美”。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回溯古代汉语诗歌的节奏观与意象观,认为古代汉语诗歌的总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诗歌的节奏美、意象美同时又将二者完美地融汇在一起的过程。诗歌的节奏和意象之间不仅通过“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节奏这一媒介发生着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二者之间往往是互相规制又互相启发的,是在相对“不自由”的基础上去发掘更大的“自由”的一个过程;第二、三、四章则考察从1917到1937的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里新诗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尤其是从我们所关心的、诗歌的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看,这二十年是一个连续的、相对完整的、环环紧扣的发展过程:从胡适的“诗体大解放”开始,由于对古典诗歌传统的认识的偏颇,对诗歌的节奏美和意象美都没能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导致了新诗的“散文化”和“非诗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凸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却都暗示着新诗发展的种种可能方向与途径;二十年代中期,新诗的发展以新月派和象征派为旗帜,在传统与非传统的双重影响、参照下,同时向“格律化”与“意象化”两个方向上延伸,虽然这两个方向上的努力各有所局限,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教训和经验都成为后来者的宝贵财富,并在实际上推动了新诗作为“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文体意识走向成熟;三十年代最大的诗歌流派现代派综合了在此以前新诗发展的所有语言形式上的经验,并将对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诗艺潮流的借鉴和研讨进一步深入,从而对诗歌的节奏和意象都有了更为自觉和深刻的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初步建立起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形式规范:深入地发掘诗歌意象美,在以把握诗歌的内在节奏也即情绪节奏为主的前提下,利用种种诗歌的外在节奏因素以及节奏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赋予诗歌各种语言张力,创造现代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