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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与银行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不断深化，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存续必然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而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往往与企业的业绩密切相关: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很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经营利润下滑，并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陷入经营困境。那么，一旦上市公司无法达到上市的基本要求，就会面临资产重组或破产清算、甚至退市。而此时，商业银行基本不可能全额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因此，商业银行需要保证贷款资金的可回收性和可盈利性，就有动机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监督，就有动机对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那么，银行贷款能否发挥监督职能？能否在贷款决策的全流程中发挥监督职能？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银行贷款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监督这一问题。但与现有研究有所差别的是，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首先，本文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角度出发，研究银行贷款能否有效监督企业的经营业绩，并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调整贷款政策。其次，本文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出发，进一步考虑了前十大股东中不同性质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对银行贷款监督作用的影响。 基于文献回顾与总结，本文得出了以下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资金占用程度）即能代表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也能衡量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基于这个论点，本文基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视角，将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作为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未来业绩的衡量变量，分别研究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是否能够影响银行新增贷款决策—以此分析银行贷款的贷前和贷中监督职能，以及银行存量贷款是否能够监督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以此分析银行贷款的贷后督职能。其次，我们将使用传统指标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研究银行贷款是否发挥了监督作用，并由此探讨银行贷款的监督职能为何缺位。最后，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本文还将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选择问题，并进一步论证资本市场能否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2004年至2014年在我国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其他应收款占期末总资产比重的排序值作为企业未来盈利水平和公司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之和、前十大股东中民营（含个人持股）资本的持股比例之和、前十大股东中外资资本的持股比例之和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以银行新增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利率，银行存量贷款的规模、期限和类型衡量银行的贷款政策。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五个结论:(1)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影响了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控股股东侵占了企业未来的盈利。因此，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能很好的衡量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2)从新增贷款定价（规模和利率）的影响因素来看:在贷前，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是资产指标）与公司治理水平能显著影响银行新增贷款决策，但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并不是影响银行新增贷款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这表明，银行贷款的贷前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3)从存量贷款余额来看:在贷后，银行作为外部外部债权人并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对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下滑和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银行也没有通过减少贷款等方式发挥贷后监督职能。因此，银行贷款即没有有效监督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也不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4)银行贷款不能有效监督企业经营业绩的原因之一在于，银行贷款监督忽视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如果其能充分考虑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才有可能有效监督企业的经营业绩。(5)相对于银行贷款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无效监督，资本市场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因此能够更加有效的监督企业的经营业绩。此外，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的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占总融资金额的比例越少。但是，这些上市公司反而可以从忽视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对于最终控股股东为国有资本的企业，无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严重与否，都能获得银行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