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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村落民族志，以南村这个普通的珠江三角洲村庄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和了解南村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各个方面的变迁探讨了地方社会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同构过程中主动与被动的实践。
本文主要按照格尔兹用于面向社会变迁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对南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南村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了快速的现代化轨道，在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村庄的边界日益多元化，非农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使村民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社区中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都有着响应全球化潮流的趋势。而在村庄经济方面，传统经济形式几乎消失，新的集体经济代替了旧的集体经济，也为村庄带来了新的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这些变化并不全然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国家权力的行政网络与乡间权力的文化网络在社区生活中交织与互动，传统的乡村伦理在变迁中也在参与新的社会规则的创造，乡村变迁中不同力量在资源和话语中有不同的表达、博弈与实践，这些都决定和影响着村庄的变迁速度与方向。
文章中梳理了有史料记载以来至当代的南村历史脉络，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南村社会的状态，尤其是分析了作为单姓宗族的村落，家族文化与家族记忆在社区中的影响，以及对村庄集体人格形成了巨大作用。同时，宗族也在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实际上是农民对集体主义传统的怀念，更是自耕农式的小农谋求生存、安全和发展的集体选择。通过讨论南村的历史和传统中表述性的与事实性的，变化中的和不变的，来描述与预设南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资本的流动与南村自身的地方资源相结合，造就了南村的古村落旅游发展，古村旅游一方面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南村促动其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地方社会并不是被动地回应，面对自上而下的社会变迁时，村庄和农民他们有着自身行为选择中的主体性考虑，他们的实践活动的背后有其文化结构和社会因素，选择的策略来源也在于此。
通过对作为珠三角乡村样本的南村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过程中，地方社会在它独特的文化脉络中拥有足够保护自身存在与延续的活力，这种活力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曾经使社区和居民们得以适应时代而作出改变，在全球化的变迁中也是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不一致并不一定导致社会的断裂，地方传统中的活力与生活智慧使人们在变迁中能够创造一些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追求财富又能使社会稳定和乡民满意的策略。南村的例子表明，一方面，村庄的社会制度、人们的经历是镶嵌在国家的或是国际的局势变动的框架之内而被牵动着的，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变化根植于地方性的文化脉络和机制，这些知识体系与机制被稍加转化以应对与适应来自外界的冲击。地方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活力与创造力也正是我们在全球时代促进本土文化自觉，构建和谐的新的地方社会的基础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