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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梳理和研读国内外相关文献为基础，本文采用理论推导和定量研究等方法，试图揭示来自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的资本市场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基于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等，根据企业在行为决策时存在“向前看”和“向后看”的双向性，以资本市场关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预期为参考点，本文推论，企业经营预期、企业实际绩效与资本市场经营预期这两种绩效差距均会影响企业的慈善活动，是慈善捐赠活动的驱动力。并且不同企业性质和市场环境下，这种影响效果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塑造形象，从外部获得关键性资源，是企业提高竞争优势的代表性方式之一，当企业面对资本市场压力时，将驱动企业管理者对资源配置作出调整。 本文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考察了企业经营预期、企业实际绩效与资本市场经营预期的差距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企业经营预期距离资本市场经营预期差距越大，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越低;而随着企业实际绩效高于资本市场预期程度的增加，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也将增加。资本市场绩效预期压力对经理人的决策行为形成一定的绩效制约，导致自利和风险规避的企业经理人为了短期绩效目标而作出减少慈善捐赠投入的决策;同时，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于绩优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活动有更高的期望，这成为驱动绩优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动力。 其次，本文分析了不同企业性质和市场环境对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期望绩效反馈与慈善捐赠的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期望绩效反馈与慈善捐赠的关系的敏感度不同，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压力和期望绩效反馈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更为敏感，国有企业由于其政府干预性强，对此敏感性降低，而非国有企业拥有更高意愿将企业冗余资源通过慈善捐赠方式构筑与政府的联系，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竞争优势。 第二，分析师关注度在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期望绩效反馈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起了调节作用。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可增强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压力对慈善捐赠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和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反馈对慈善捐赠行为正向影响作用。分析师监督能有效地降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对来自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及其产品的态度的关注，在立足企业自身的基础上，促使企业更为注重企业形象，降低声誉损失的风险，积累社会资本。 第三，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期望绩效反馈对慈善捐赠的作用有差异，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将增强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预期压力对慈善捐赠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和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反馈对慈善捐赠行为正向影响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市场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就越明显。 第四，所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不同，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期望绩效反馈对慈善捐赠的作用也有差异，所在产品市场竞争度低的企业其慈善捐赠行为受到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压力影响程度降低，而受到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反馈影响程度增加。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会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竞争性越强，企业可以使用的冗余资源越少，从事慈善捐赠的利润空间减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投入。 第五，资本市场期望绩效反馈对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两者关系有调节作用。实现历史期望绩效程度高的企业，拥有较多冗余资源并且优良的绩效表现使政府、公众和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更高的期望。 本文主要的贡献和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企业在行为决策时存在“向前看”和“向后看”的双向性，以资本市场关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预期为参考点，构建了未来和过去两个方向资本市场的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虽然有学者探讨了资本市场的绩效压力对企业战略性行为的影响，但是并未考虑到企业经营预期与资本市场经营预期差距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纳入到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中，拓展了现有文献对资本市场经营绩效期望的认识。同时，期望绩效反馈角度的研究目前主要从公司内部绩效反馈视角展开，也有学者探讨了资本市场期望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文献并没有考虑到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也将受到资本市场的期望绩效反馈效果的影响。本研究分析了企业实际绩效与资本市场经营绩效预期间的差距这一外部绩效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假设且验证了资本市场期望绩效反馈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间的关系，丰富了期望绩效反馈的研究。 第二，不同的企业性质和市场环境有何种影响。对这些因素的实证检验有助于深入理解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和反馈效果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关系的内在机制。为此，本文依据既有文献进行了筛选，结合不同的情境特征，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性质、分析师关注度、市场化程度、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市场期望绩效预期压力与反馈效果和慈善捐赠关系的差异化作用。 第三，中国情境下实证研究。由于中国与西方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西方组织情境下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仍有待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