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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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独立入罪规定。该罪的成立应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本文专门讨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认定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以及“明知”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释。理论界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的“犯罪”主要存在四种解释。其中,“严格解释说”和“例外说”均认为应当将其限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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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独立入罪规定。该罪的成立应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本文专门讨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认定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以及“明知”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释。理论界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的“犯罪”主要存在四种解释。其中,“严格解释说”和“例外说”均认为应当将其限定为符合我国刑法相应犯罪构成的、应当被认定为相应罪名的犯罪行为。弊端在于依据该种学说并不能有效规制信息网络犯罪行为。而“违法犯罪说”认为“犯罪”概念所能涵盖的外延,应扩展“违法犯罪”,包括一般民事及行政违法行为。但如此解释,不仅有超越扩大解释范围而落入类推解释窠臼之嫌,还有可能使本罪成为“口袋罪”。结合当前网络犯罪发展态势、网络犯罪制裁理念以及司法实践需要等多方面考量,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应当采取“刑事违法”的扩张解释说立场,将此处的“犯罪”理解为应受刑法规制的严重违法行为及犯罪行为。在“明知”的认定问题上,争议点主要在于如何评判明知要素中的“应当”和“可能”以及如何对“明知”程度进行把握。另外,对于中性业务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只有当其外在行为表现参照《信息网络犯罪解释》第11条中的推定规则,实质性地带来了刑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时,才可认定此行为属于技术滥用,推定其“主观明知”。第二部分是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认定。本罪的成立范围应以《刑法》第287条之一中的规定为基本线。为达到罪刑均衡以及维护法律环境的良好效果,应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规定的“违法犯罪”进行限缩解释,排除其中的一般违法行为,同时,还应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犯罪”作扩大解释,将其解释为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另外,对于“他人利用信息网络”这一要件的理解,应以行为人实施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与他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紧密性关联程度来区分本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本罪具备独立的处罚依据,帮助行为成立犯罪只要被帮助者实施了预备行为或实行行为即可,不要求其已经既遂。根据“积量变质”原理,用以谴责特定帮助者的事实在一些案件中可以累计进行判断。在程序上,本罪的成立不要求已查清“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全部案件事实,但要求被帮助对象的“犯罪”行为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第三部分是对“明知”的认定。“明知”的对象要件应为无需达到刑法规定的罪量标准的、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明知”的程度要件应为行为人接近于知道达到高度盖然的认识程度时,才可推定行为人属于主观“明知”。另外,在程序上认定“明知”时需严格遵循“避风港规则”“信赖原则”以及“红旗规则”,从而使得罚当其罪。司法机关在对相关案件证据进行查验时,应尽量获取行为人口供这一证据,同时也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如无法获取的话,则应通过搭建完整的间接证据链条来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能够反映其主观“明知”来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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