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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在这个以消费为主导的世纪之交，“红色”的革命话语又一次经历了再生与错位。由“红色崇拜”到“红色弃绝”到再度的走红，综合考察当今的全球化特色，探究当下的文化症候，这无疑是给“红色经典”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从文学意味上考察，“红色经典”这一名称并不是一个纯粹文学本体论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文学概念的嫁接品。“红色”作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能指，主要代表了革命与暴力，滋生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中，主要是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经典”在这里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异，不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考试权独立运作机制中的“经典”。“红色经典”一词出现在90年代以后，如果赋予该词以回溯力，它主要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创作的有关反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作品。本文所探讨的“红色经典”，主要是指在该词诞生之后所产生的红色作品，也就是“杂语期”的“红色经典”。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流程，它可以分成正剧期、喜剧期、悲剧期、杂语期，主要以1942年之前、1942年到1976年、1976年到1990年左右、90年代至今为主要分期。 作为本文探讨重点的“杂语期”的“红色经典”，能够再次走进人们的生活，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因素、大众怀旧、商业利润等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商业利润是最为显在的因素，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政治因素则凭借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也成为其强势话语中的一员;大众怀旧则是“红色经典”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生成方式上，“红色经典”主要有重印、再造、改编等方式。其中，改编是最主要的方式，它包括对革命的戏说、塑造青春偶像、沿袭过去对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等不同的取向。在再造“红色经典”中，除了在当下重新创作的“红色”文本外，还包括以塑造当下英雄为主的“准红色经典”。从呈现方式看，主要有印刷文本、舞台展现、影像呈现等不同方式，以影像呈现为主，暗合了当下视觉艺术时代的到来。 从“红色经典”文本本身的话语言说角度进行分析，在这次“红色经典”的浪潮中，是一个多声部的合唱，可以说是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主要包含了官场话语、市场话语、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等方面。其中官场话语和市场话语是最强音，决定了“红色经典”的面貌，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只能生存在这二者的夹缝之中。作为诞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种文学样式，民间话语则是它的一条不息的河流。为了寻求自身的立法者的地位，知识分子也将自己的话语体系隐含在了“红色经典”文本当中，主要包括人文理性话语和革命理性话语。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包含了自身理想的话语来彰显自我的存在，重塑英雄的形象，抚平人们焦虑的心态，重振民族的道德。 从全球化和民族化的角度分析，这是一种世纪末的文化症侯，内含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但从实质分析，它是在当下的文学转型期中，在民族认同视野下的消费时代的“红色经典”。本文旨在通过对以上内容的解析，来对当下的“红色经典”现象做一个整体的考察，以求揭开神秘红色面纱下的真正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