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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共品理论的不断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同公共品理论的发展。随着对这一学术问题的深入分析,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研究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而这势必义要涉及到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公共品由政府统一供给。改革开放以水,由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政府逐渐将公共品的供给让渡于市场,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政府与私人经济主体不I_J的契约合作方式,决定了公共品供给决策权可以部分地让渡给市场。对于转轨国家的政府而言,改善公共品供给决策的路径选择应当是构建制度环境,建立市场导向的决策机制,以克服政府因内生性的制度缺陷而导致决策行为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近年来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愈演愈烈,于是政府在公共品供给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传统的经济理论在研究公共品供给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从行为人完全自利的假设出发,得出较为消极的结论。而经验实际表明,对行为人完全自利的假设所得出结论往往并不一定与真实的行为人的实际决策情况相符合,有时甚至存在较大的误差,而与此同时,采用统计数据的实证手段又往往由于数据有限与噪音过多等因为而无法较好地支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说明传统经济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现实的公共品供给问题zhong的解释能力还比较有限。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本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角度,通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环境中,设计了一组包括自愿供给机制与导者机制在内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实验,考察了公共品采取社会化供给方式的可行性,领导者对于公共品供给的作用,以及领导者的赋予方式对于公共品的供给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检验了在中国的环境中的各种公共品供给机制的作用,发掘了参与者的行为特征,进而对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规范和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且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