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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陈济棠治粤时期(1929—1936)的经济建设等方面展开了系列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这一时期的农业改良与推广方面还未有专文论述。基于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区位优势，陈济棠治粤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充满了区域特色。农业改良往往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农业推广是农业改良的最后一个环节，对于农业改良的成败具有关键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试图建构民国广东农业改良乃至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框架，也将有利于广东地方史研究的深入。通过梳理20世纪30年代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构建过程，将为今天的农业政策制订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论文以广东地方政府农业推广政策的制订与实行为主线，梳理各类农业推广体系的建立过程，同时，以稻作、蔗糖、蚕桑等农业部门和粤中番禺县、粤西揭阳县等农业推广试验区个案的推广实践为重点，比较蚕桑与蔗糖推广的异同，分析各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期深化对这个时期农业推广制度、内容与模式的研究，说明农业改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最后，突出农业推广的特色及其成效。
1920年代末，广东局势趋于稳定，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渐次展开，加上农业知识界的讨论，为建立了一个由政府推动型、农业院校主导型等几大部分构成的农业推广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个体系所执行的措施，在蔗糖、蚕桑、稻作等农业部门，以及番禺县、揭阳县等农业推广实验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政府和高校通过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的交叉，农业科研成果的共享，以及协同消除滥用化肥的不良影响等方面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逐步形成一套具有广东区域特色的农业推广制度，堪称近代中国一次较为系统，并颇具特色的农业推广实践尝试。
三十年代前期的广东农业推广，政府成为农业改良推广的主导力量，并由专家、政府、人民合作完成整个农业推广的流程。这种情况与当时全国大部分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与国民党官方合作，仅凭各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院校的力量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色；冯锐、丁颖、邓植仪、廖崇真等海外归来的粤籍农业知识分子成为主导推广要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建立了较有规模的农业推广机构，涉及到当时广东主要的农业经济部门，这一模式为抗战期间的和1946—1949年的国统区所沿用。
这场农业推广，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良种和化肥应用日益广泛，先进的栽培技术渗透到传统农业中，标志着广东从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村经济呈复苏景象，农民的收入得以增加，尤其是蚕桑、蔗糖、稻作等农业经济部门的发展较为突出，建立了一些具有样板作用的实验区，为后来的农业推广提供了经验。1934、1935—1936之间的蚕丝复兴运动虽然成效远不如稻作、蔗糖业，但是在顺德、南海等地建立的蚕丝改良总区已经突破了一般的农业推广，已经同时具有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某些特征。同时，农业推广还推动了广东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为40年代广东抗战积累了物质保障和农业推广经验。
本文采用的材料，主要是藏于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室、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档案馆等地的民国广东农林局、蚕丝改良局、各大农业院校所创办刊行的《农业革命》、《农声》、《农事双月刊》、《广东建设月刊》等农业刊物，农业调查报告书以及的其他民国农业改良与推广的资料。本文属于农业科技史的范畴，主要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也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