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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艺术精神或魏晋风度，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鲁迅提出，其后一直是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由于标准、视角的不同，因而聚讼纷纭，至今难一。具体表现为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又因为这二者标准与内涵的不确定，也直接影响了魏晋艺术精神的起源、发展、表现等问题的认识。本文试图另辟蹊径，采用认同理论。首先将艺术精神界定为人类的内在情感、内在需求和向上的内驱力，也即对自由、生命和美的热爱。因而将魏晋风度看作是魏晋士人的生活实践与生命哲学，是一种诗意化的人生观，即人生的艺术化或艺术化的人生。而体现在艺术实践中就是一种诗性精神与审美理想，这就是魏晋艺术精神。二者的共同指向，就是对自由、生命和美的渴望。作为一种精神或审美现象，魏晋艺术精神具有人生与审美两个纬度。若将它放在魏晋以前的中国思想史上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精神一直是中国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与追求。本文将分别从士人的认同与时局的变更两个纬度对魏晋艺术精神的萌生加以思想史的考察，分别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文化、学术等方面予以具体分析，从中看出士人的生存压力与精神追求之间的互动与张力，直接影响着其外在的行为范式和内在的审美取向。这样，先秦以来直至汉末，魏晋艺术精神的萌生就会由隐到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在历史与逻辑、现实与想象、政治与文学、生活与诗意的统一中得到理论性的呈现。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即绪论、第一、第二、第三章和结语。第一章，从先秦士人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审美认同、学术认同等方面，考察儒道墨法诸家在人格理想、社会理想、文化理想、审美理想和理论建构等方面的差异，着重发掘儒道两家人生的艺术化或艺术化的人生追求。而《诗经》《楚辞》则是那个时代最集中的审美表现。第二章，从西汉二百多年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对士人的操控与威压中，发掘士人认同的微妙变化，揭示出士人将生存的压力转化为对现实的妥协认同和诗意反抗。具体表现为对一统专制政权的歌颂和内心压抑的悲鸣。第三章，则对东汉四个时期君权与外戚、宦官此消彼长权力制衡关系的考察，揭示出君权的乱为对士人认同的压制与扭曲，在极度的政荒朝乱最终导致党人奋起抗争的同时，也使士人的诗性追求在审美理论与文学创作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前者表现为桓谭、王充非常重视真实、感性、自由与创造的美学思想，后者表现为乐府文人诗、《古诗十九首》的温婉抒情和建安诗人的慷慨悲歌。此时，“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都得到了充分与长足的发展，魏晋风度或魏晋艺术精神的完整形态已经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