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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从南欧到拉美，再到东亚，最后是苏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股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也就是被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改革浪潮，从而开启了上述地区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显然，就上述广大地区的社会转型而言，当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而在此其中，尤以该地区的政治转型为甚，原因是苏东国家不同于上述其他三个地区的国家，其政治转型不单单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简单变迁，而且国家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前苏联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正是在上述这一广阔宏观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整个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亚基本上是以地区为对象，而缺乏对地区单个国家具体情况作深入仔细的研究。以政治转型为例，即便是在现有的相关中亚地区政治转型研究十分有限的科研成果中，就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往往是比较笼统。如在中亚各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或模式描述上，所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宽泛：要么是总统集权制，要么是权威主义。事实上，就权威主义统治状况而言，吉尔吉斯斯坦与其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远远不可等量齐观的。作为个案，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在后苏联空间的表现特征极具戏剧性色彩。由中亚“民主岛”的狂热追求到“郁金香革命”的骤然发生，由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圭臬到集权政体的回归，由对外来文明的盲从模仿到因制度“叠合”的无效性而陷入“民主——专制”的怪圈，由多次修宪到至今尚未厘清“总统制”与“议会制”而塑造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脆弱的政权体系，凡此等等，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政治转型所表现出的大起大落、摇摆不定等现象在后苏联转型国家中并不多见。即便是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尽管在特定时期上述特征有某种程度的表现，但是，吉尔吉斯斯坦有自己的特色。综上所述，为了解读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全貌，本论文所要探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动因究竟何在；吉政治转型制度建构的状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转型反而落得权威主义的结局；“颜色革命”是否意味着“第二次转型”的成功；吉政治转型有何特征；影响吉政治转型的基本因素有哪些；如何评价吉民主化转型的绩效；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轨实践的悖论给予中国的警示意义和启示作用又是什么。本文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同时批判地吸收并借鉴当代西方政治转型理论，运用比较分析法、系统综合分析法、文献解读法以及定量分析法等理论分析工具尝试着对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的解读。论文的内容结构分为前言、第一至六章和结语。在论文的前言中，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缘起及选题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框架和分析工具、论文研究的新意所在。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启动。以苏联解体为视角的动因分析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作为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启动；独立国家身份的确立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一个基本前提。第二章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进程的总体把握与描述来分析其基本政治制度的构建状况。首先，宪政改革是任何体制转型的关键问题。关于国家体制与发展模式的探索不但为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指明了国家发展道路的方向，而且更重要地是为首部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其次，以宪政为视角对首部宪法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对吉尔吉斯斯坦转型期间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状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分析。上述有关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建构状况的阐释为后来对其政治转型特征进行理论抽象与概括并对相关问题作出评价奠定了基础。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集权制政体的确立与巩固，并对该权威主义政体所造成的影响给予评价。总统集权制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模式选择的结果，它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相匹配。转型期总统权威虽说一时能够起到稳固秩序的作用，但却难以成就永久的合法性。第四章主要是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个案——“郁金香革命”进行分析。除对吉“颜色革命”的性质及其原因进行探究之外，还以“第二次转型”为分析范式对该事件后吉政治发展的状况作出评价。第五章是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特征的评析。结合此前相关章节对吉尔吉斯斯坦十多年政治转型历程的宏观描述与分析，对其政治转型的特征及规律进行理论抽象。本章从五个方面总结出了吉尔吉斯斯坦以下政治转型特征：“激烈——缓和——激烈”的转型进程；“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政治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同步进行；政治运作非制度化：困扰政治转型的痼疾；不断的宪政危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第六章以社会经济、传统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和外部环境四个论题为视角，对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是一系列内外综合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就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而言，经济因素无疑是影响吉政治转型的基本动因；传统政治文化是导致吉民主化政治转型中出现恶质因素，政治运作非制度化的重要动因；民族关系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影响吉政治转型所需和谐稳定环境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重要因素；吉政治转型陷入盲从模仿及摇摆不定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势力的影响不无关系。结语通过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化政治转型绩效的总结分析得出了本文研究的六点结论；同时就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实践的悖论给予中国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