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人口问题已经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变为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力供给短缺等与低生育率相关的困难。近期我国实施的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等一系列渐进式生育政策改革,正是对这一转变的积极回应。但是,与少数学者的乐观估计不同,大部分调查研究表明,这些生育政策改革明显“遇冷”,远远没有达到理想预期。甚至有学者指出,目前迫于经济和照料压力,生育需求才是决定生育率变化的关键因素,以放松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着眼于生育供给因素,不可能取得实质效果,我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新家庭经济学认为,生育子女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行为,能够为家庭带来成本和收益。所以,不同于大量文献立足于生育供给因素的人口政策研究,本文从生育需求出发分析微观家庭生育决策机制,探讨“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原因,预期能够获得有关我国低生育现象的规律性认识。有资料表明,在我国,养育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婚姻费用以及机会成本快速上升,形成了众多家庭可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那么,短期内在生育文化及其所决定的生育收益难以发生巨大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可感知的生育成本压力就成为降低生育意愿进而抑制“二孩”生育政策效果的关键。为此,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城乡家庭意愿生育水平进而对“二孩”生育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村家庭生育“二孩”的成本压力快速上升,使其意愿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城镇家庭的“二孩”生育成本压力缓慢下降,使其意愿生育水平小幅增长。那么,两方面因素必然导致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下降。考虑到目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与低生育现象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最后,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本文使用准实验方法(包括DID与DDPSM)和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所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基本验证了城乡有别的生育成本变化,从而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在放松生育管制的条件下,为了改变目前这种内生性、意愿性的低生育现象,解决我国人口增长的困难:第一,借鉴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我国要尽快出台涉及经济、教育和家庭劳务等诸多内容的生育激励措施,以实现家庭生育成本的社会化;第二,这些生育激励措施不仅要解决城镇家庭的生育支出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缓解农村家庭生育成本快速上升的冲击;第三,要尽快改变“晚婚晚育”、“少生优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等生育观念,提高生育的心理收益,以消解生育成本持续增长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