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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民国史视角,采用历史还原的方法,对《文艺月刊》(1930年-1941年)进行梳理,并参照同时期相关作品,主要考察1930年代的朝鲜问题、基督教问题、九一八事变、正面战场及国民政府组织的游击战等问题,借此描绘民族话语在本期现代文学中的起伏消长。 民国定鼎,国家观念渐入人心,民族话语兴起,实有根基。到1930年,南京政府虽已完成形势上之统一,但民国依然举步维艰。且不提兄弟阋墙,晚清侵华之列强,此时仍旧盘踞不去,各怀算计。老牌帝国英吉利,自清末“假通商”,以鸦片敛财,炮舰之后,基督教随之挤进国门:民国后,英国“绅士”屡屡染指西藏,欲割土分疆。基督教随强权闯入已犯众怒,惊惧、愤懑兼之误会,国人视四方“游牧”之传教士与列强蛇鼠一窝,非基督教实乃反帝。不过,1930年代,中华民族最大危机出自东洋而非西洋。 侵华队伍中,日本为黑马,蕞尔岛国胃口惊人,取台湾,亡三韩,再图神州大陆。中朝同为弱小,唇亡齿寒,国人关注朝鲜,实出对中华命运之担忧。日本早将侵华纳入国策,此刻,先有万宝山事件挑拨中朝,紧接“九一八”侵占东北。日本狼子野心,非止于四省,为强化国难意识,时刻警惕日本,《文艺月刊》配合政府动向,推出。九一八”系列作品,刺激同胞勿忘国耻,重拾山河。日本必欲亡我,七七事变,侵略者挑起全面战争。为消耗日寇、争取时间,国民政府先后组织大型会战22次,正面战场,忠勇将士血流漂杵。家国危亡,不少文人凭借一颗赤子心,脱下长衫,换上戎装,到前线慰劳、采访乃至参战。作家饱蘸一腔爱国热血,舞动手中一只秃笔,记录抗战影像,鼓舞军民抵抗到底。《文艺月刊》对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多有表现,我军奋勇、日寇凶残、军民协作、胜利之欢欣、挫败之悲壮,尽收笔底。正面战场血战,敌后游击斗智。国民政府布置之游击战,向来乏人问津,却并非无所作为。划分游击战区,调配作战部队,国民政府颇为重视,国军也于太行山、五台山、大别山等根据地消耗不少日伪。只是,相比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机动灵活,国民政府游击战略在所难及。 《文艺月刊》中的民族话语,体现了19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之深重,反映了知识群体捍卫民族国家的合理要求。1930年代民族话语的高涨,并非仅是对抗左翼的意气之争,它的发生、发展自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