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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作为一部重要的十九世纪英语小说，自上世纪初期进入中国以来，深受不同时期中国读者的关注与喜爱。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小说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归根到底是与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差异相关联的。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本的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实际上就是接受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接受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尧斯提出。从根源上讲，接受理论是经由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发展而来的。接受理论认为，任何未进入读者阅读视野的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作品，阅读是最后的“写作步骤”，是小说构成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理论的本质与价值在于确定了读者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读者不是抽象的，真空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化的读者。因此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的研究必然要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 论文从小说的翻译、出版、改编（包括有关影视的拍摄）、批评（包括教科书对小说的宣讲），也即从广义的阅读来对文学的外部问题进行考察，结合小说文本叙事与外部社会环境的还原，以三个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历史时期为角度，试图勾勒一部作品在这六十年复杂的时代环境中的经典化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高度革命化的时代气氛，《简·爱》的阅读与批评明显带有革命的色彩与痕迹。《简·爱》被认为具有揭露资产阶级慈善事业虚伪性的价值。随着这一时代气氛的激进化，《简·爱》中更多的“缺陷”被揭露出来。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不彻底和小说中所表露的明显的改良色彩导致了中国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对它的有意的“遗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遍的反思革命的环境中，人道主义话语成为主流话语。这一抽象的话语被转化为对纯粹爱情的想象。因此《简·爱》被阅读和诠释为一部歌颂爱情与独立人格的通俗故事。在电影《简·爱》传入中国之后，小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由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迅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吸引着无数中国读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多元价值的时代。中国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对于《简·爱》也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这些不同的解读展示了多元价值时代人们日益分化的价值立场，其中女性主义批评引人瞩目,苏珊·古芭和桑德拉·吉尔伯特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明显表明了对小说经典认识的解构。 《简·爱》作为一部出色的英语小说，在进入中国后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为无数中国读者所欣赏。小说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读者的阅读与接受这一艰难的过程，从一个普通的读物逐步成为一部普遍认可的文学经典。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小说又面临着解构经典化的压力与危机。经典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文化成就，对经典的解构可能会动摇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学基础，这也是本文中提到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