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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宗教经典都已明确讲过信仰的“好处”，但经典本身不可能对此做更多地阐述；主要来自美国经验的“宗教经济论”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它侧重于供给方面而淡化了需求和利益之间更为基本的关联；当今中国宗教也呈现一种矛盾的境遇——若对宗教信仰说“利益”，似乎就亵渎了宗教的神圣性；但在很多场合人们又公开地把宗教(特别是佛教、道教)信仰当作经济资源来利用。
因此，本文从傣乡与汉地不同主体对佛教的需要出发，把利益分析作为考察的视角，兼采宗教经济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宗教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立足于滇南傣乡(西双版纳)和滇东汉地(曲靖)的田野资料，就与当代佛教相关的种种利益诉求进行探讨，这是一种“宗教利益论”的探索。
围绕“利益视角下的当代佛教”这一主题，本文首先提出了“圣俗利益交融”的分析框架，然后就傣汉两地当代佛教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傣乡与汉地的佛教流变和信仰状况、民众佛教信仰的生计基础和宗教奉献、作为经济资源和伦理资源的当代佛教、以及佛教“世俗化”还是“入世化”的反思。从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中，本文得出了如下主要看法。
(1)利益诉求是尘俗活动的基本目标，也是宗教信仰的共同属性。对个体而言，利益是需要的满足感；对群体来说，利益是资源的控制权。无论尘俗活动还是宗教信仰，都具有多维利益诉求，它们既存在互补性也面临替代性，进而展现为一幅“神圣利益”同“世俗利益”相互交融的“利益坐标图”。就滇南傣乡与滇东汉地来说，人们既致力于生计状况的改善，也不放弃“信仰利益”的追求，但当二者存在冲突时，“两利相权”的法则会使人们做出替代的选择。
(2)佛陀为了“利益众生”而创教，佛教在长期传承中至少具有两种利益：“信仰利益”和“教化利益”。如果说“信仰利益”表现为个体需要的满足感，那么“教化利益”则隐含着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这正是佛教能够长期存在的基本利益诉求。如果忽视这些利益诉求，不仅损害了民众追求精神满足的权利，而且丧失了能够增进社会和谐的资源。此外，佛教也会带来“生计利益”、“货币利益”。但若人们过度追求“货币利益”，则将损害“信仰利益”和“教化利益”。
(3)人们为信仰宗教而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是获取“信仰利益”所支付的“信仰成本”，这种成本通常被界定为“宗教消费”。然而，“宗教消费说”远不如“宗教奉献说”恰当。“宗教消费说”至少存在两个局限：一是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二是忽视了人力与时间的经济价值和机会成本，两者皆可谓“见物不见人”。即便只说财物奉献，“宗教奉献说”至少具有两大优势：一是表达了奉献的“再分配性”，即宗教奉献的部分财物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一种收入转移；二是表达了奉献的“再生产性”，即通过宗教奉献而维持的宗教活动，能够为特定社区“生产”和“再生产”着信仰、审美等精神财富，以及团结、互助等社会资本。
(4)“世俗化”是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一个宗教学命题，也是一些学者对滇南傣乡佛教境遇的一种描述。然而，“世俗化”判断既违反逻辑也违背事实，因为以往的佛教并非总是“神圣化”的。即便是更为强调“持戒”的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承中早已不再拒绝接受钱财；而更为强调深入尘世才能“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在倡导“菩萨行”的过程中也不乏“凡夫行”。因此，与其说佛教越来越“世俗化”，还不如说佛教越来越“入世化”。只不过，在“去世俗化”或“非世俗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当代佛教既要防止“谈教色变”的左倾思想影响，也要抑制“借佛敛财”的右倾行为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