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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知德易学哲学是从反思明初胡广主编的《周易大全》和《性理大全》只讲义理,不谈象数之弊发端的,是对程颐和朱熹易学哲学的反省和批判性改造,这体现在来氏的本体论、功夫论、易象观及具体的解易体例之中。同时,来氏易学哲学除了远绍汉易中的京房、虞翻等人的观点外,还主要继承了宋人刘牧、周敦颐、张载、邵雍、俞琰以及明初以来的薛碹、蔡清、罗钦顺等人的思想,理论来源极其复杂,因此来氏的《周易集注》(又名《易经集注》)是名符其实的集注性著作。从思想成分的派系归属来看,易学史上的数论、气论和理本论都对来氏易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本文立足于来知德本人的《易经集注》和来氏《日录》内外篇这两种文本,结合来氏思想所涉及到的前人的易学和理学原著,在朱伯崑先生、余敦康先生、郑万耕先生、林忠军先生、郭或先生、王铁先生、官乐博士等,以及其他同仁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眼于细节和纵向线索的发掘比较,以图更为细腻地呈现出来氏易学哲学的面貌,从而为其在象数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做出论证。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勾勒来氏行年大略,展现他四上公车不第后,断绝功名心,潜心隐居,一心圣学,并立志注《易》,试图将朱熹认为不可求的易象重新找回来的思想历程。来氏还密切关注朱熹理学和明中期以来风靡的阳明心学,以“格去物欲”说对二者进行分析和批驳。可以说来氏格物说与他的《易经集注》是同时并生而又相得益彰的。第二章对来氏《周易集注》的版本系统做了一番梳理和考证,区分出万历三十八年张惟任系统和清康熙高奣映系统,张氏系统为此书传刻的正脉,而高氏系统则为歧出,中间增删繁多,己远非原貌。四库馆臣选择的底本属于张惟任系统,是正确的选择,而高氏系统在清康熙朝之后开始广泛传刻,影响了人们对来氏易学真实性的把握。此章还附了笔者对此书初刻本的考证,以求正本清源。第一章和第二章属于全文的铺挚性的工作,是为了呈现出来氏易学形成的身世背景和思想历程,以及说明研究来氏易学所当凭借的可靠文本。 第三章聚焦于来氏圆图,实际上是来氏的本体论思想。来氏易学哲学思想的精华即浓缩在此圆图之中。圆图含有三条注文:对待者数,主宰者理,流行者气。笔者结合圆图的黑白二路、中间小白圈和子午线处的竖线等要素分别对此三条注文加以分析,揭示出其丰富内涵,并判定来知德易学哲学的学派归属为受程朱理学熏染和影响下的气本论,理论倾向上更接近于周敦颐和张载,却又有所不同,同时又打上了邵雍数论的烙印,并与明初以来的去实体化的理论思潮息息相关。此章还探讨了来氏圆图的几种可能来源,从学理上进一步上溯其思想资源。 第四章是来氏“格去物欲”的格物论,表面上看脱离了易学的范围,实际上是来氏将易学和哲学(气学、理学、心学)结合得较为密切的一块内容。这体现在来氏将圆图的黑白二路来形容理欲的此消彼长关系,当黑路消尽,便是达到了此心纯是一团天理的圣人境地。这是来氏“愿学孔子”人生理想的践行心得。此章结合来氏《易注》和《日录》,以其格物说为统领,分别从诚、敬以及贞一等角度探讨了来氏的功夫论。这一章是第三章来氏圆图在功夫论上的应用和延展。 第五章论象。要找回丢失了两千年的易象,这是来氏注《易》的初始动因。为了方便论述,此章先分析朱熹的易象观,从总说和分说两个层次来探讨,所据的材料除了《本义》、《启蒙》外,还有《语类》和《文公易说》等等。之后再分析来知德的易象观,并与朱熹的说法加以对照,发现来氏费力找回的易象和解易体例基本上都是朱熹关注和讨论过,并摒弃不取的。后人对来氏易象观的批评概括起来,是取象太广和取象穿凿。相比之下朱熹在此问题上的审慎阙疑态度更为可取。此章最后还选取了一些来氏注解卦爻辞的典型实例,通过分析来佐证之前的论述。 第六章论错综。错、综是来氏拟定的四种主要的取象体例之二,也是来氏最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易学哲学观点,另外两种取象体例是中爻和爻变。因此,此章是第五章的延续和深入。本章的展开方式与第五章相似,先概括分析出朱熹对错、综二字的种种理解,以及错综与对待流行、交易变易等理学范畴建立起关联的过程,再归纳出蔡渊的对待流行思想,以及来知德对上述三组概念的区分和使用。错综本是讲揲蓍求卦之事,它们是如何一步步地变成了来知德讲理学核心问题的言辞工具,并同交易变易、对待流行这样重要的范畴关联起来的?朱熹已经讲到了什么程度,来知德又将其发展到什么程度?推敲出这些细节上的过渡过程,是本章的主要任务。此章的最后,笔者追溯了来氏综卦说的历史演变过程。 来氏圆图是理、气、象、数四者一体的物质承载,在来氏看来,象是理的基地和寓所,数和理同为气的规定性,总气、数、理三者,又可以象(物象、卦象)来统摄,这是笔者将第五章论象部分放置在第四章圆图功夫论之后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