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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许多知名的大型金融机构一夜之间陷入破产边缘，而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更使这场危机迅速从美国蔓延开来，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和相互交织的金融市场网络迅速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最终演变成为一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全球众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遭受到剧烈冲击，损失巨大。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也未能幸免，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衰退，出现了大面积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许多地区甚至出现几十年不遇的负增长。而一些外债高企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财政岌岌可危，至今仍未走出深渊，并拖累整个欧元区陷入重重困境。 这场危机使人们开始意识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巨大危害，纷纷研究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尽管对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但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监管缺位是导致本次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深受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其金融监管部门也一直秉持“少监管、去监管”的理念，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督力度明显欠缺，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未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二是无论在理论中还是实践中，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都没有被明确地赋予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职责，也缺乏有效的工具，传统的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的监管体系无法切实承担起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职能。由此可见，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并已成为各界的共识。因此，构建起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基础和设计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宏观审慎监管是监管部门运用一系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政府干预行为。它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根本目标，将金融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既防范金融体系内部相互关联可能导致的风险传递和顺周期的放大效应，又关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从而能够有效管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最终实现维护金融稳定、支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标。从现有文献看，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实践中的运用也非常少，逆周期的缓冲机制及差异化监管导向等政策工具是否真正有效仍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因此，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践检验，宏观审慎监管理论都有待于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本文主要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基础、实施框架、制度安排以及在我国的运用展开重点研究，全文主要分为以下六个章节: 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宏观审慎监管理论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原有金融监管体系对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处置的缺失，使得源自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并严重危及到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则成为危机后各界的一致共识，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最有效的手段。随着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在危机后的兴起，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从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必要性、监管目标、监管主体、范围到政策工具等均有涉及，但多为零散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且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如何也有待检验。鉴于此，本文选择从理论基础、实施框架和制度安排三方面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比较与评价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多层面、多角度对宏观审慎监管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 第二章，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依据。本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学思潮由经济自由主义转向了国家干预主义，这也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依据。本章以经济学思潮变迁下的金融监管理论为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及其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决定了有必要对整个金融体系实施监管，而现代经济的经济虚拟化、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创新和资本自由流动等特征无一不加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更使系统性风险呈现出难以度量、监测和预警的特征，因此更有必要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用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从微观角度看，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并不能认为是个体风险的简单加总，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可能会导致风险的加速集聚，集体行动的合成谬误和公地悲剧的模型推导都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宏观审慎监管恰好可以解决微观审慎监管带来的合成谬误问题，从而使金融监管成为经济活动的“稳定器”。 第三章，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经验。本章为全文的实践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均提出了强化监管的理念，并针对本次危机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本章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不同类型国家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危机后的美国、欧盟、英国都各自推出了新的监管改革方案，尽管内容和力度有较大差异，但总体趋势是强化监管，而且改革的重点都是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相对来说，由于在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覆盖面和力度要弱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强化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增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重点。总体来说，2008年后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表现出非常强的共性，如防范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等，这些改革实践对于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运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章，宏观审慎监管实施框架。以前两章对宏观审慎监管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的论述为基础，本章从管理体系、工具体系以及政策的决策与执行三个方面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框架。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坚持安全目标、效率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相互统一，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系统性风险内部化、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相结合以及整体监管的原则，建立起符合监管独立性和权力制衡要求的监管架构，在三足鼎立的监管架构上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则成为相对科学、可行的选择。针对系统性风险分布的时间维度和横截面维度，宏观审慎监管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和差异化监管工具，如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动态贷款损失准备、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区别性监管等，旨在弱化系统性风险、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在这些工具运用的决策中，应采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互配合的决策机制，具体到单个工具来说，逆周期调节工具应以规则决策为主，辅以相机抉择;差异化监管工具则应以相机抉择为主。 第五章，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本章从单个经济体内的政策协调、宏观审慎监管的国别差异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三个层面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单一经济体的层面看，监管当局在实施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实现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良好协调与配合，最大化地发挥各项政策工具的作用，实现既定目标。从国别角度来看，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的经济与金融发展状况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和导向也应有所差异，一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对安全和效率进行抉择，同时考虑影响到本国金融稳定的各项因素，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在开放条件下，系统性风险具有非常强的跨界传染性，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扩散、避免监管套利的最有效的手段。由于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长期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且自发状态下的监管合作无法实现最优均衡，因此必须依靠合作组织的制度性约束等外部力量对各国的金融监管行为进行规范，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 第六章，建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注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做了许多有益探索，但总体仍缺乏统一的规划与设计。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必须首先理顺现有的监管体系，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在现有的监管体系之上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统一负责监管协调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其次是要选择适合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包括逆周期的资本监管要求、动态拨备制度、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最后，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做好铺垫，具体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消费者保护、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优化金融统计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控制能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扩散和爆发，最终实现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通过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初步构建起内容相对比较完整的宏观审慎监管理论体系，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经济运行的特征对金融脆弱性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二是从国别角度分析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差异性，指出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宏观审慎监管的侧重点与导向，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三是构建了宏观审慎视角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博弈模型，以此为基础得出建立全球金融监管合作框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