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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1964-1965年中国国内以备战为指导、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的内外部因素、决策模式等几个方面，对三线建设的决策原因进行了探讨。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利用国内外已解密档案、决策者手稿、回忆录、年谱等文献资料，结合国内外已经形成共识的相关研究成果，力争如实地反映决策原貌，深入地探讨形成决策的内在逻辑。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或以外部威胁或以内部意识形态作为三线建设的决定因素，本文提出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分析框架:三线建设决策，是决策者以对国内政权合法性的考虑为根本出发点，综合地看待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威胁，并通过趋利避害、因势利导的利用威胁，兼顾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而形成的居中决策。从这个框架出发，文章由三条脉络构成:1964-1965年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及其影响，同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以及内外部威胁如何发挥作用并最终形成三线建设的决策。因此，本文的论证也由“决策过程回顾”、“外部威胁”、“内部威胁”、“形成决策”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本文认为，1964-1965年中国以备战为指导、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战略调整，是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最高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央决策核心，从维持自身权威、维持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根本考虑出发，在同时面临着国内出现修正主义、国外来自美苏两强的安全威胁时，为了追求政权稳定、国家安全免遭战争威胁以及国民经济不受重大损害三方面目标，以泛化威胁、强化紧迫感等方式动员国内力量，进而采取的兼顾备战与生产、防修与民生的居中战略决策。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了较为丰富的一手文献资料，以贯通的历史视角对三线建设决策前后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同时，本文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以决策者“对自身权威及政权合法性的关注”这一关键因素为基础，通过政治、安全、经济三个变量的解构，建立起能够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从而对决策原因有了比之前更为全面、深入、严谨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