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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我国上市公司不发放股利或发放低股利的现象非常普遍,股利政策也不具有稳定性。大部分上市公司热衷于于“圈钱”却吝于分红,甚至存在连续20年不发放股利的“铁公鸡”,为改变这一现象,证监会自2001年起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将分红行为和公开增发挂钩,希望能够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现状。半强制分红政策文件在不同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做出了规定,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时间锁定在了2001年至2005年的弱监管期间和2009至2013年的强监管期间。这两个期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就是对现金股利水平的规定不同,弱监管期半强制分红政策只是规定企业必须要发放现金股利,而强监管期明确规定了分红比例限制,这是一个政策从松到严的过程,本文也是以此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假设,从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和现金股利发放意愿的角度,分别使用T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实验设计,在检验半强制分红“监管悖论”问题引入相应的交互项进行回归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两个期间的半强制分红政策都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分配水平和发放意愿,但是强监管期的效果比弱监管期的效果要差,这可能是由于明确的分红“门槛”规定对高派现公司产生了负向激励导致的。从负债的角度观察,半强制分红政策颁布之后,高负债的公司采取了减少股利发放保留资金的做法。通过公开增发行为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时,发现只有在弱监管期间公开增发迫使高负债的公司增加了现金股利的发放,并且强政策期间公开增发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这一期间公开增发行为并不会影响的股利的发放,进行公开增发的公司都是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进一步分析发现,可能的原因是定向增发方式的出现使得,使得股利发放水平较低的公司改变了选择,在强政策期间半强制分红政策起到了筛选的作用。总体而言,半强制分红政策在不同时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从整体上的确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